角度

　　最近，国务院决定粮食市场全面放开，对农民采取直接补贴机制。其实，这样的条件，应该早就成熟了。

　　一项对于1985年－1999年的中国粮食市场的研究表明：政府对粮食市场和粮价的控制从来就没有起到过抑制价格波动的作用，恰恰相反，由于政府对于粮食市场的反应过激且滞后，在一定程度上还扩大了粮食市场的不稳定性。在过去几年，由于粮价保护，致使中国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粮食过剩。据估计，仅1997年末国家粮食过量库存就可能超过了2000亿斤，为此粮食部门不得不大量亏损出口粮食（粮食补贴到这时已经完全变味，不是补贴国内消费者，而是穷人居多的中国向国外消费者提供巨额消费补贴），而1998年粮食部门2000多亿元的亏损挂账以及数千亿粮食收购资金被挪用等现象被曝光，更是举世震惊。也就是说，粮食的过度保护，出现了中央、粮食部门和农民三方皆输的后果。

　　之所以要对粮食过度保护，不开放粮食市场，一个重要的理由是：粮食是战略物资，不是普通商品。如果出现严重的饥馑，或者国际社会采取制裁禁运，后果不堪设想。此理貌似凿凿，实则大谬。对此，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赵晓经过考察认为：

　　“只要不出现阿马蒂亚·森所谈到的‘人祸’，纵然遭遇粮食大减产，也不会出现粮食‘有和无’这样的顶级存量缺失问题，至多是粮食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边际问题。这样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价格变化，辅之以进出口调剂以及储备粮的吞吐变化来妥善解决。从1950年－1984年国际上发生的禁运来看，真正的粮食禁运只有一次，这就是著名的美国1980年－1981年对前苏联的粮食禁运。即使是这次禁运，亦是失败的记录。原因在于，国际粮食市场是一个买方市场，粮食出口国很难达成同时禁运的协议，再加上‘第三国扶助’，事实上1979年－1980年前苏联的年度进口粮食只比计划进口规模少了10%，令白宫不得不在1981年就解除了禁运。因此，除非出现大的天灾人祸，粮食通常只是普通商品。我们根本不必将粮食的作用和意义吹上了天。”

　　我要对赵晓博士的结论做一个小小的修正：不是“除非出现大的天灾人祸，粮食通常只是普通商品。我们根本不必将粮食的作用和意义吹上了天。”而是“即使出现大的天灾，粮食通常也只是普通商品。人祸越惨烈，往往源于计划和控制程度越深”。正因此，当我听到中国粮食收购、粮食市场、粮食价格将全面放开的消息时，我没有理由不高兴，也没有理由不对此举的决策者们投以敬意的一票。

　　同时我认为，作为“战略物资”的粮食放开是解放农民的第一步，另一个“战略物资”（或者说是农民的“命根子”）的土地交易放开将是解放农民的第二步，也是中国农民乃至整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整个人类的经济史表明，只有土地所有者才能够最有效地支配土地。也就是说，只有产权明晰，才会使产业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地保值增值。由于土地产权不清，造成农民的权益屡屡受侵害，被一些知识分子和官员一厢情愿地视作农民基本口粮和基本社会保障的“土地命根子”，却被农民大量抛荒撂弃。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更无从谈起，甚至出现最需要科技人才的农业领域，农业院校毕业生最难分配的“中国第一悖论”。

　　一位专门研究穷国经济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认为，穷国之所以穷，并不是真穷，而是因为穷人缺乏对手中巨额资源的自由支配权。比如土地，无法自由买卖，无法通过抵押贷款或买卖“变现”，成为他们农业投资或进城创业的“第一桶金”。诚哉斯言！

　　从粮食开放到农民对土地的完全所有权支配流通权，同样都是传统眼光中的“战略物资”，其可能产生的市场巨变效应将是破解中国三农未来的一把钥匙。童大焕（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