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洪

　　“红顶商人”与“带薪下海”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人群，反映的是同一种观念，对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行政同样有不可低估的副作用。我们所要清理的不仅是“红顶商人”这一特殊人群，而且是导致这一人群产生的观念以及社会条件

　　最近一个多月来，随着“大限”的到来，各地清理“红顶商人”的工作也进入高潮。北京已有311名党政干部或企业负责人辞去或被免去以前所兼任的职务；南京对在企业兼职的28名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了清理；无锡列出了56名清理对象，他们在企业所兼职务有115项之多……

　　此次清理行动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舆论也以“别了，红顶商人”等断语予以报道。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结论似乎早了些。因为单凭一场清理行动，恐怕是不能将“官商”一类的思维观念从人们的头脑中抹去的。

　　就在各地大规模清理“红顶商人”的同时，有些地方政府却在全力鼓励干部“带薪下海”，或“停薪留职下海”，认为此举有利于推动当地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民间创业热潮。

　　我看，“红顶商人”与“带薪下海”这两个词，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人群，反映的是同一种观念，对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行政同样有不可低估的副作用。

　　其实，“红顶商人”也好，“带薪下海”也好，“顶戴花翎”是最重要的，它是当事人最有价值的资本。所不同的是投资方式、投资回报率，以及投资者的利益取向。一些“红顶商人”的投资利益取向有公也有私。如许多兼职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他们可能将这一行政权力资本为国家企业服务，以行政职务之便，给予企业特殊政策，要求政府机构为企业提供特殊服务。有些自制力比较差的官员，就在这“左手掏钱，右手花钱”的过程中，为自己创造出致富空间。“红顶商人”这种左手换右手的游戏表现在市场上，就是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牵制市场。

　　而“带薪下海”则是只有为私目标。鼓励政府机关干部“带薪下海”，将其在官场的“政治关系学”应用到企业，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不能把它与为公的目标结合起来。有些地方政府在推行“带薪下海”政策时，强调要发挥先锋带头作用，认为他们给当地百姓创业树了榜样。这很难让人理解。一般而言，起带头作用的“先锋者”必须兼有特殊性和普遍性。特殊性是指“先锋者”的特殊才能，他对其他的追随者有引导作用；普遍性是指“先锋者”的大众属性，即他是大众的一员，是可模仿的对象。“带薪下海”者最大的特殊性不是表现为某种特殊技能，而是他曾经为政府官员，且现在仍保留行政职务的特殊身份。这一身份，怕是普通百姓所无法学习的。清理“红顶商人”易，查处被看不见的关系网包裹着的“带薪下海”，难！若干年后，他们“功成名就”，已全然褪去曾经“留存”的行政角色，俨然清白商人模样，我们又从何清理起？所以，我们所要清理的不仅是“红顶商人”这一特殊人群，而且是导致这一人群产生的观念思维以及社会条件，最大限度地防止行政权力干预市场，防止政治资本与金钱资本勾结。

　　《华东新闻》 (2004年05月25日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