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经常看邵道生先生的文章，尤其喜欢他与人争论的文章，那类文章有气势，有力度，有较强的说服力，本人佩服有加。不过，看了邵先生在人民网《为中国反贪重点战略的“四个转变”大声叫好》的文章，笔者却没有受到邵先生的感染。也许邵先生以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纪委检察委员会特约研究员的视角，理应为“四个转变”“大声叫好”，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网友既不愿意同邵先生一样“叫好”，而且觉得邵先生的“大声叫好”还早了点。这是因为：

　　一、高层策略转变并不代表有必然的结果。还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如教育乱收费，教育、物价等有关部门不知出台了多少相关政策，有的政策甚至带有很强的针对性，然而，教育乱收费依然比较严重。前不久，又出台了教育收费“一费制”，即便这样，我们仍然没有为刹住教育乱收费叫好的理由。如若邵先生不信，那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好了。检察系统反贪重点战略的“四个转变”，的确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要将这积极的东西真正贯彻落实，并取得实际效果，不知有多少路程要走，现在就“大声叫好”，实在是早了点。也许邵先生会说，我仅仅就是为“四个转变”叫好。如若真是这样的话，这种叫好岂不太廉价、太虚幻了吗？如若大家都跟着叫起好来，我们就迅速进入一个“画饼充饥”时代。

　　二、反贪最亟需转变的是什么？也许邵先生认为，腐败之所以猖獗，主要是反贪的策略上有问题，所以，现在急需对反贪的策略进行调整，所以，邵先生看到策略转变了就“大声叫好”。笔者虽然没有能力和条件对这方面问题进行研究，也觉得策略上的确应当进行调整，但是，直觉告诉我，反贪亟需转变的是从事反贪人员的观念以及反贪的机制。

　　首先，来看反贪人员的观念。反贪为什么出现被动？从现行的政策和策略上看，并没有约束反贪人员在职权范围内主动出击的地方。出现被动，与“四个转变”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主要还是反贪人员在反贪意识上出了偏差。由于反贪观念上出了偏差，所以就不愿主动出击，不敢主动出击，不肯主动出击。所以，反贪现在最亟需的是，反贪人员强烈的责任意识。

　　其次，来看反贪的机制。一方面，反贪机构尤其是地方反贪机构的人、财、物不独立，制约因素较多，很难确保反贪的彻底性。有的地方对检察机关实行财政包干制，其反贪机构俨然成了检察院的一个抓钱部门。有地方没有举报便不立案，但是，到了那些财政趋紧的地方，一有风吹草动，反贪人员就高度警觉起来了。我们不能苛求反贪部门，但是，当反贪的目的发生偏移，能保证反贪的纯洁性吗？另一方面，缺乏明晰的反贪奖惩机制。揪出的贪官多，是反贪成绩大；没有揪出贪官或者揪出的贪官少，也是反贪成绩大，就看你如何总结了。在这种状态下，更谈不上反贪人员的奖惩机制。

　　“四个转变”并非力透纸背，不说这“四个转变”，实际上也是反贪的必然发展方向，那种没有举报就不立案的现象毕竟是少数。认真读几篇“四个转变”，倒是读出一点点“文字总结”的味道来，现在就为此“大声叫好”是否早了点。到底是让人放不下心的“文字总结”，还是可以敞开胸怀的“大声叫好”？笔者很希望跟着邵先生“大声叫好”，但是，宁愿忍一段时间，待到“形势大好”或者是有“形势大好”的趋向，再来“大声叫好”不迟。(稿源：红网)(作者：谢茂明)(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