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我们在讨论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时，不要简单地以减少农民来糊弄大众。因为在没有搞清农民的定义之前，减少农民可能就是剥夺农民唯一的饭碗。当他们难以找到新的就业岗位的时候，他们的处境比现在还要悲惨。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对中国农村农业生产状况进行彻底的调查，重点调查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人口比重，针对那些直接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找出具体的合理的补贴办法。

　　近来，围绕着农民增收的问题，学术界提出了许多建议。在这些建议中，最大胆而且最直接的建议就是减少农民。在农民占有的财富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农民无疑会增加单个农民财富的拥有量。但是，谁是农民？能够减少农民吗？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农民就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而农业就是利用动植物的生理机能，通过人工培育以取得产品的社会生产部门。如果把中国户籍制度和人口统计学上的农业人口看作是农民，那么肯定会夸大农民的数量。事实上，中国统计数据上的农业人口与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在农村真正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并不多。在中西部地区，青壮年往往外出务工，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一般是老弱病残。如果将减少农民看作是减少这些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弱势群体，那么，学者的建议没有任何可行性。因为这些农民即使离开土地也无法融入到现代工业社会，他们不可能通过外出务工来寻求新的就业岗位。当今农村最好的劳动者不是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外出务工。而从事农业生产的恰恰是那些不能外出务工的老弱病残。减少农民如果指的就是减少这些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那么，不但不会增加农民的财富，反而会给农民增加更多的负担。

　　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即使让那些外出务工的青壮年替代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弱病残，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也不会有大幅度的提高。因为，中国农业的其它自然资源禀赋不高，人均占有耕地较少，而农业的技术储备很不够。单纯从事农业生产仍然无法使大多数农民走上富裕之路。增加中国农民的收入必须另辟蹊径。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农民外出务工并不意味着农民的减少。在他们的家乡，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并没有从根本上减少。只不过相对于农业低下的生产效率，农村积累了太多的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只不过是那些在农村根本无法安置的劳动者自发寻找新的就业岗位罢了。从理论上说，外出务工与减少农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从统计学上来看，外出务工人员虽然是农业户口，但是，他们属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根本就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农民。农民的孩子从学校毕业，已经难以在农业生产中找到就业的岗位。即使进一步压缩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仍然无法提高农民的收入。因为农业生产力的低下，决定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不可能有很高的报酬。

　　所以，提高农民的收入必须在农业之外做文章，而不是在农业之内通过减少农民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我们的许多农业政策措施虽然很好，但之所以难以落实，就在于农业是一个生产效率相对落后的行业。农民的减少固然有利于实现规模化和机械化生产。但是，在实现了规模化和机械化生产以后，农民不是被减少而是被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农民的收入无疑是天方夜谭。当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之后，农民的处境会相当尴尬。在庞大的联合收割机面前，农民可能会被进一步边缘化。所以，当我们提出减少农民的口号的时候，可能正是农民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们无法通过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来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因为农业的集约化经营会导致大量的农民失业。在一小部分农民通过机械化生产获得更多财富的同时，大批的农民却失去了耕作的土地。中国的农业在实现机械化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到一部分老弱病残者的就业问题。依靠减少农民来达到增加农民收入，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论断。

　　农民是否需要减少呢？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在当今中国，减少户籍制度上的农民，当然是有必要的，只要政府修改户籍管理办法，一夜之间，中国的农业人口就会完全消失，但这和增加农民收入没有任何关系。户籍制度上的农民没有了，但现实生活中生产力格局和生产关系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生活在农村的青壮年仍然到城里打工，而在田间劳作的依然是老弱病残。农民的收入仍然无法提高。

　　因此，我们在讨论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时，不要简单地以减少农民来糊弄大众。因为在没有搞清农民的定义之前，减少农民可能就是剥夺农民唯一的饭碗。当他们难以找到新的就业岗位的时候，他们的处境比现在还要悲惨。我们在立论或者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一定要立足现实，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且制定可行的措施。

　　目前，提高中国农民的收入不能减少农民，因为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提高农民的收入，也不能够单纯依靠增加对农业的补贴，因为对农业的补贴并不意味着就是对农民的补贴。笔者主张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应该对当今中国农村就业分布状况进行全面普查，对那些长期外出务工的有固定就业岗位的农民，应当给予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对那些真正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应当采取直接补助的办法帮助他们渡过社会调整期的难关。

　　在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时，我们应该避免错误的直线思维，用农民能够接受的而且是社会能够承受的办法来提高农民的收入。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对中国农村农业生产状况进行彻底调查，重点调查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人口比重，针对那些直接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找出具体的合理的补贴办法。

　　在中国的社会学里，农民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往往被赋予贬义的内容，农民成为一个被歧视的群体。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减少农民来改善国民的福利，可能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判断。其实，农民作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与其他行业的人相比，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农民的歧视源于我们对农业的误解，也源于我们以往错误的农业政策。提高农民的地位不是减少农民，而是调整农业，改变中国的农业政策。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