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新京报》消息:吉林省乾安县年仅16岁的农村少年陶汉武在县政府和群众上访时意外跌倒昏迷，从发生意外到被送往医院抢救约半个小时里，与陶汉武同行的数十名农民一直向在场的县政府工作人员请求帮助，但一再遭到拒绝。后陶汉武经抢救无效死亡。

　　一个少年，死在县政府的办公大楼里，相信此事一经媒体披露，很快就会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众口一词指责乾安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冷漠之至。

　　应该说，笔者同样抱着“哀其（陶汉武）不幸，怒其（该县政府干部）不争”的态度看待这一恶性事件。的确，陶汉武的死和乾安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不是有干部在二楼把上访农民往楼下推，陶汉武也不至于被挤倒，自然不大可能导致其昏迷；假如他昏迷后，县政府的干部有人愿意借手机或者允许农民使用楼内的固定电话向120求救，还能够赢得宝贵的抢救时间，兴许悲剧也不会最终发生。遗憾的是，这一切，现在只能以虚拟的形式假设，而陶汉武是再也不可能复活了。

　　所以，死难者家属和舆论一致怪罪县政府的干部缺乏最起码的同情心，并不为过。

　　晏子说，“橘生于淮北为橘，生于淮南则为枳。”也许，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县政府干部，换个场所，性质就会迥然不同。比方说，陶汉武倒下的地点不是县政府大楼里而是大街上，相信这些干部中很可能有人会主动拨打120急救电话，甚至愿意出钱救治的。但在县政府大楼内，一切都变了味，想借电话的缩回了手，想让上访农民使用办公电话的人关上了门，想出钱者也不敢应允。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乾安县政府大楼里的干部们一个个如此冷漠？

　　我的答案是：陶汉武的上访身份。可以说，陶汉武的上访身份，和目前相当一部分干部脑子里对群众上访固有的偏见，最终夺走了陶汉武的命。换句话说，假如陶汉武是以普通农民的身份到政府大楼办事时忽然昏倒了，说不定马上会有人见义勇为。不幸的是，他是个上访的农民，如果我是乾安县政府大楼内的工作人员，把手机借给他的亲人用，尽管拨打120这样的免费电话对自己而言没有任何损失，尽管办公室的电话可以用，但问题的要害不在这里，而在谁帮了这个忙，传到领导的耳朵里，会不会怀疑自己同情上访农民，进而再得出个纵容、支持上访农民的结果。那样一来，岂不是把自己陷进去了吗？所以，正是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占了上峰，才使一个又一个县政府干部和陶汉武以及上访农民们划清了“界限”。当然，如果该县的领导预料到会酿出人命的话，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害怕群众上访，把上访群众当作“祸水”，对面前的上访群众“退避三舍”，哪怕上访群众遇到紧急情况时仍不能将他们当作普通公民看待，在干部队伍中有相当的普遍性。尤其是在办公楼这样一个敏感场所，更是“觉悟”得可以。看来，不彻底转变政府部门对上访的偏见，很难避免陶汉武事件的再度发生。(稿源：红网)(作者：刘海明)(编辑：徐志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