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时报记者　赵安平

　　编者按：本版5月19日刊登《浙江瑞安：巨额药品回扣案搁浅》后，引起强烈反响。日前，一家国有医院的原药剂科主任找到记者，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药品销售内幕和自身有关的遭遇。本报现刊出这位原药剂科主任的自述，以使各界对药品回扣的实质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促进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

　　药品暴利，本质上是计划经济的定价方式和市场经济的营销手段相结合所产生的一个怪胎

　　我是学药学的，大学毕业就一直在药剂科，但直到当了主任后，才发现这里面的水太深了，也太浑了。

　　据我了解，药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里，至少要涨价5倍左右。药品暴利，本质上是计划经济的定价方式和市场经济的营销方法相结合所产生的一个怪胎。

　　药品销售要经物价部门定价。但是，物价部门很难确认一种药品的实际成本，更无法及时掌握药品成本下降的情况。所以，药价往往是一次定终身。而药厂在报成本价的时候里面就有水分，并且生产时间越长，成本越低。这一点很重要，它是药品能够获取暴利的基础。

　　药品的销售是非常“市场经济”的。药厂一般没有销售人员，所谓的销售人员就是药品经销商。药商在药厂把一个药的经销权拿下来，然后以药厂工作人员的名义到医药公司挂单、验证，再拿着药厂和医药公司出的手续到医院销药，最后还要给开药的医生回扣。

　　这个销售链条上，每个环节都要获取自己的利润。以批发价定为100元一支的抗生素为例，按国家规定，它的零售价应该是在批发价基础上再加15％，也就是每支115元。但在实际运作中，这种产品的出厂价每支一般不会超过15元！药商会以63元卖给我们医院，我们按照规定可以卖115元，赚到52元。

　　在销售中，药商要给医药公司3元作为药品在医药公司中转的费用，还要拿出22元—25元给医药代表，由医药代表做医生的工作，医药代表会以12元—15元左右的回扣，诱使大夫多开这种药。

　　现在，国家为了广大患者的利益，要求药品实行“顺价销售”，我们仍以前面的每支100元批发价的抗生素为例来说，过去医院的利润是52元。现在，医院只能在打折后的实际进价基础上，再加核定批发价的15％（各地政策不同，加价比率稍有不同），即：63＋15＝78元。这样，医院卖出每支的净利润只有15元了，从药商那里拿到的折扣利润37元让利给了患者。

　　顺价销售把医院获得的虚高的这一块药价砍下来了，但是药品营销的本质没有变，药商、医药代表、医生的利益没有丝毫损失。

　　压低药价，为医院争取利润，却遭到拿回扣的医生们集体抵制

　　当上药剂科主任后，我知道医院85％以上的利润要靠我这个部门来实现。自感责任重大，我想把我们的进价压到最低，并且有效防止药品回扣。

　　我们规定：医药代表来了先登记药品情况，我们药剂科再把各种药品的说明书汇编成册交由临床科室选药；医生选药不许填药的商品名，只许填国家药典里规定的药的正规化学名或通俗名；医生不能选哪一家的药，只能选哪一类药；拿到药事委员会讨论通过的也是药的种类，没有厂家；如果一种药有2个以上厂家生产，我们就招标。

　　办法不错，但效果之差出乎意料。

　　先锋铋当时的零售价是38元，我们的进价是22元，每支的利润是16元，这个利润已经很可观了，但是我把它换成另一个药厂同型号产品，进价只要7元。这样，这个零售价38元的抗生素，医院每支的净利润达到31元！我很有成就感，感到为医院立了大功。

　　没想到进了新的先锋铋后，第一个月销量还能保持2200支，与过去差不太多，第二个月降到了1600支，第三个月竟然锐减为不到200支。为什么？因为现在开这个药的医生没有回扣了，这是他们一种集体的、无声的“抗争”。

　　作为药剂科主任，我非常清楚，先锋铋从治疗上讲是必须要用的，而且药品卖不出去，医院的利益也受损。怎么办？我只好忍痛放弃了7元一支的，再找原来的药商。这个药的用量一下子升到每月3000支。

　　看着这个用量统计表，我心里很凉，与其说我是与药商妥协，还不如说我是与拿回扣的医生们妥协了。

　　不能与药商“合作”，我被“架空”，不久又丢掉了药剂科主任的职位

　　其实，在医院管理方面，药剂科的本职是防止滥用药，维护正常的、科学的用药秩序。但是现在变异为医院最重要的营利部门，而营利的主要办法就是多卖药、卖贵药。我们医院对药剂科主要考核的也是销售业绩。这样，药剂科主任变成了医院最大的采购员和销售员，还有一些变成了医药代表的傀儡。

　　后来，在另外一个药品的价格上我与药商谈崩了。每年他一个人在我们医院要做到1000多万元零售，我砍了他大约100多万元的纯利润。药商忍无可忍大骂我太过分了，说我“屡教不改”触动了他的利益。一次，他公开说“哪一个人敢挡住我的去路，我就把他拿下”。据说，医院里的一些人想当副院长，都要找他帮忙，大家叫他医院的“组织部长”。

　　我认为自己是为维护医院的利益，理直气壮。可是，我挡住的药，没多久竟然被药事委员会的领导“特批”进来了。

　　那时我是个“香饽饽”，老婆、孩子、父母的生日，甚至岳父母的结婚纪念日，药商们都打听得清清楚楚。特别是被我挡住的药商，表现得很积极、很义气。我越干心里越害怕。

　　在药剂科主任这个岗位上我勉强工作了1年，到年底业绩考核的时候，我没有过关，“下课”了。而且，我被免掉之前，就有药商在医院碰到都不正眼看我一下，大概已经心中有数了。

　　与药商周旋，我感到有时像堂·吉诃德在斗风车。

　　《人民日报》 (2004年05月26日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