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彦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和法治建设具有指导意义。树立新的立法观，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至关重要。

　　由“身份”立法转向“行为”立法。法学家梅因曾提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现阶段中国的立法也存在着由“身份”到契约、由注重“出身”到不论出身重在“表现”的立法观念转变问题。身份是以当事人地位确定的，契约是以平等为内涵的。我国以往立法中，注重“身份”，淡化“行为”，典型的是企业立法。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的不同，我国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外资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近年来，全国人大的立法已打破所有制限制，制定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特别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明确提出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有同等待遇。这一精神反映在立法上，就是由针对主体“身份”规范转向注重“行为”规范，使平等的精神，渗入到各项规范性文件中。

　　由社会本位立法转向公民本位立法。以人为本反映在立法上就是以公民为本位，充分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新的宪法修正案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其中，这标志着以人为本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宪法原则，意味着立法、行政、司法等公共权力的运作都应当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基本理念，以尊重人的生存权、就业权、财产权、言论权等等为重要内容。过去的立法，注重以社会为本位，法律总是把个人的人格和权利附属于其所归属的社会团体，崇扬国家的权力而淡化个人权利；重公法轻私法；明确公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忽视私人财产的保护。

　　由政府本位立法转向企业本位立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立法时往往赋予政府部门充分的权力和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对企业的限制性、禁止性、约束性规范，多于授权性、自主性和保护性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立法以企业为本位，就是要给企业创造充分发展的空间，使企业有最大的竞争自由，让企业有充分的自主权。政府“法无明文不可为”，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职责范围内从事活动，依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确定活动空间，要依法行政。企业是“法不禁止皆可为”，只要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或限制的事项，企业都可根据需要自主作为。

　　由义务本位立法转向权利本位立法。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资源短缺，往往由政府通过计划配置的形式对企业和公民权利进行安排，立法时的义务本位倾向表现为法律的内容多是管理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无论公民和企业，都奉行“法无禁止皆自由”的原则，拥有充分的权利，只要法律未明确禁止的事情，就不得限制其行为，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此相适应，立法观念也必须由义务本位转向权利本位。可以说，以权利为本位是市场经济对立法的必然要求。

　　由原则型立法转向操作型立法。法律规定得过于原则，实施效果就很难保证，许多法律、法规执行时，由于过于原则无法落实，如我国的《民法通则》仅156条，许多具体问题判案无依据，最高法院不得不搞一个200条的执行意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造成执法的随意性；增大了立法成本。这种层层“打补丁”的立法形式，又给法律冲突埋下了隐患。立法者不仅要制定出法律，而且要制定出高质量的法律，使法律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法律的操作性强，有利于公民、企业知法、守法，有利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严格司法，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由经验型立法转向超前型立法。以往我们在立法中，一般是将实践中较为成熟的东西上升为法律，成熟一个制定一个，成熟一条写一条。基本上是一种经验型的立法。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特别是加入WTO后，需要“先立规则后办事”，立法观必须由经验型转向超前型。立法者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加强立法预测和规划。提高立法工作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人民日报》 (2004年05月26日 第十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