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西方作家这样解释幸福一词:幸福就是出生在一座大城市!在了解背篼工的生活后,我读懂了其中之意。

　　独特的城市街景

　　18岁的周来福好久没有用自己的名字了,他对人们叫他背篼工更敏锐些,因为这时意味着有生意。此刻是冬日一个难得的好晴夜晚,贵阳街头一家快打烊的商场走出稀稀拉拉的人群。他坐在商场门口,一边等生意,一边寻思是在商场的房檐下睡呢,还是回10块钱一晚的背篼工旅馆住。

　　周来福来贵阳快三年了。他最怕冬天,别的季节都能以地为床,就是冬天不行。10元一晚的住宿费占了他冬日支出的一大半,一年到头存了2000元。快过年了,他觉得所攒不多,不想回大方老家过年,将背篼里的一床已经辨不出颜色的油渍棉被铺上,一半作垫,一半作盖,以背篼作枕过夜。

　　冬日晴天夜晚的风,依然料峭。

　　换作夏天的夜晚,这块地方是他们的乐园。在展示时尚服饰的明亮的大橱窗下,衣衫褴褛的他们散坐在几层阶梯上,会识字的就捡地上的报纸来看看,更多的是围坐在一起聊天吹牛打扑克。整日与他们相伴的背篼围成一圈,有如盛开的喇叭花。

　　一声“背篼”,他们便应声而去。“背篼”成了他们的标志,也成了他们的名字。

　　据有关专家估算,我省目前约有10万背篼工。随着农村体制的改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较富裕的城乡转移。他们在城市谋生,却不享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失业、教育、养老、住房、医疗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只能生活在城乡边缘,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干着最脏最累最苦的活。挣的钱要往家里寄,给娃娃读书,给老人看病,给地里的庄稼买化肥,微薄的收入仅能维持最基本的生计。

　　背篼工有他们专门的餐馆。在六盘水市繁华地段一个巷子深处,就有一家背篼餐馆。与其叫餐馆,不如叫简易工棚贴切些。灶上煮着一锅冒着几颗油星子的汤,用锡勺搅动几下,只见一些土豆片和肉皮子。另一间稍大的屋内摇摇晃晃地摆了六张木桌子和条凳,两三个背篼工各自坐在一边,迅速地刨着碗里的白米饭,不时喝两口实质内容不多的土豆肉皮子汤。这样一顿饭要花去一块二毛钱,只能填满肚子。对于干力气活的背篼工来说,住的能省就省,饭不能不吃饱。

　　当夜晚来临倦鸟归巢,人们在忙碌一天后回到温暖的家,背篼工却只能客留异乡。夏天,他们睡在马路边,以节省开支。冬天就租住在城区的工棚、城里的烂尾楼或城郊的农舍里。10元一晚的住宿算是相当高档的了,有的2元,甚至5毛钱一晚,6个人睡一间床,40多人住一个房间。置身其中,我仿佛呼吸着的是稀薄数倍的空气。

　　贵州的背篼工,靠这最少的工具和自己诚实的劳动,在汗水的浸润中努力地改善着自己的生活。

　　六盘水：背篼工管理的始作俑者

　　素质低下,难于管理。衣衫褴褛的背篼工围坐在一起,打扑克、喝酒、打闹,影响了市容市貌,甚至白天做“背篼”晚上做小偷等社会治安问题,是背篼工最为人诟病的一点。

　　我省某城市在筹备大型活动时,有几条街是不允许背篼工进入的。通常的做法是将他们集中起来遣返回乡,遣送的大车往乡政府一停就算完事。免费回家探亲的背篼工过不了几天,又聚拢到能招揽生意的城市,固执地游走于大街小巷。他们没有代言人,疏导和管理机制和政策缺位,地方政府对于户口不在本地的流动大军也是鞭长莫及,背篼工注定被忽略。

　　管背篼叫背箩的六盘水,是我省惟一一个对背篼工进行过管理的政府。

　　2000年8月8日,六盘水市下达“关于对城市背箩服务从业人员进行管理的通知”,要求背篼工在劳动就业部门登记申领“背箩服务从业许可证”,交30元押金领有标志的背心。城管大队的针斌和其他抽调到市背箩人员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背篼工经常聚集的8个地点,免费为他们照相和办证。9月,一辆装有扩音喇叭的宣传车游走在六盘水市区的主次干道上。宣传车上针斌和其他工作人员看见仍在违规作业的背篼工,就要暂扣他们的背箩,督促其办理从业许可证。自由惯了的背篼工,一听到宣传车的声音,便如惊弓之鸟四处逃散。于是街巷里上演着一幕幕“猫捉老鼠”的情形。你跑,我追;你不给,我就硬夺。针斌的回忆很难复原当时的细节,只是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市民很同情背篼工,有的报信,有的帮着藏背箩,还把针斌他们叫作“大背箩”,令针斌沮丧万分。尽管如此,他们每天还是要查收五六十个背箩。到了10月末,已经有500多件有编号的背心发放出去,市劳动保障局的交易大厅堆放了400多个扣下的背箩。

　　家住水城县上石陇村的蒙从父,18岁就开始在六盘水市区背背箩,少能挣五六块钱,多能挣十多块。在10多年的背箩生涯中,他娶了媳妇,生了儿子,又跑了媳妇。现在,36岁的他独自带着12岁的儿子过活,每天6点过起床,“喂人吃饱,喂猪吃饱,再刨两下洋芋”,才开始背上背箩去揽活。印着“背箩服务0413”字样的黄色背心穿在旧茄克里面,蒙从父有了点城里人正式工的感觉。

　　到了2000年末,市区的背篼工终于穿上了有标志的黄背心。市区给背篼工提供了7个挂牌的休息点。针斌他们的宣传车仍然游走在六盘水的大街小巷,见到“随遇而安”的背篼工就撵,这样管理了一个月,市容市貌果然有了改善。原来成堆在街上烤火、喝酒、打牌的背篼工少了。

　　到2001年3月,轰轰烈烈的“背箩”管理大战告磬,回到原所在单位的针斌却产生了“背箩情结”:见到背篼工不再呵斥,雇用背篼工时多给一两元钱,遇到雇用背篼工不给钱的还要插句话打抱不平……

　　今年年初,针斌带我一一踏访当初挂牌的地方,牌子早就不知所踪,可这些地方倒成了当地背篼工约定俗成的休息点。发放背心的押金,至今没有一个去退还。

　　“背篼”世家

　　纳雍农民陈青德也受到这次管理的波及。与蒙从父不同的是,他的言行还影响着另外数十个背篼工。

　　1999年夏,陈青德带着丰收的喜悦,天麻麻亮就背着一背箩娇艳欲滴的红樱桃赶到六盘水,想卖个好价钱。下班时分,一箩筐樱桃已经兑换成近百元钱揣进他怀里。

　　就是在这次买卖中,他发现有人喊一声“背箩!”背背箩的马上出现,帮主顾背一趟东西就得一两元。这种生意的唯一成本就是劳动力,这个他有啊!生意好的话,一天也可以挣个十几二十块钱,比他一年到头种粮食栽樱桃强。这么一想,当天他没回纳雍,在亲戚家凑合住了一晚。第二天他背起背箩开始在市场转悠,一天下来挣了20块,比肩挑背磨种粮食强多了,50出头的陈青德决定正式开始背箩营生。

　　在他的带动下,他的弟弟陈青达、儿子陈林、堂弟陈青文以及宋安军等4个邻居先后来到城市当背篼工。陈青达带来他的儿子,陈青文带来他的儿子和弟弟,宋安军也带来了两个哥哥,形成了一支以陈青德为核心的背箩群。农村人有农村人的规矩,陈青德领着他们定下一些协议。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不允许有人偷鸡摸狗,不准谁去招惹城里的地痞流氓。他们也像城里人瞧不起他们一样,瞧不起城里人。

　　背篼工，辛苦并卑微着

　　“背几十斤重的铁炉子,走了一条街,得两块钱。”

　　“送一套家具上七楼,每人分得5块钱。”

　　一位陈姓主妇周末准备家庭大餐时,总要叫上背篼工跟她一块买菜以解劳顿之苦,反正也就几块钱的事。

　　方便、廉价,是城里人普遍了解的背篼市场行情。人们在雇用背篼工的同时又害怕他们,总感觉他们来路不明。运气不好的背篼工还会遇到“跑单”的主雇,有的甚至用霸王工,硬不给工钱。前不久,某居委会贴出通知:“春节已过,‘背篼’陆续返城,请各位居民注意防盗。”

　　现供职于某事业单位的邓先生,中学期间做过背篼工。个中艰辛自不待言,但最让他难以承受的还是市民的不理解。“在一些人眼里,‘背篼’呆傻土气,被雇主奚落是常有的事。”

　　只有在大学生演绎“背篼”的真实故事里,人们才从中看到一抹亮色。

　　去年6月,贵州师大生物系在校大学生万明举不幸患癌症。万家贫穷,这几年为兄弟俩读书已欠下上万元外债。为了筹集医药费,同校就读的哥哥万明强上街当起了背篼工。在他的带动下,兄弟俩的同学、朋友纷纷加入到背篼工行列,期望能够筹钱挽救万明举年轻的生命。大学生当背篼工救助亲人的事迹感动了善良的人们,万家兄弟拿到足够的社会捐助。

　　杨军,贵阳中医学院毕节分院2001级在校大学生。去年暑期他在一家饮食店找到第一笔“背篼生意”:来回5趟,100公斤蔬菜,25块钱。后来他承包了一家饮食点煤气、煤油的卸货工作。假期40天,杨军赚了近千元。他说:“虽然苦一些,但我觉得不失尊严。我要靠自己的双手双肩,挣钱完成学业。”

　　而在贵阳当背篼工的王大,算是让人耳目一新了。

　　王大自从配了手机、印了名片,一下子就成了个大忙人。开始他还自己承揽背篼活,随着名片的扩散,业务范围不断增加,如今他已成了一个半脱产的“背篼老板”。原先他身边只有一起出来的7个同乡,现在他指挥的背篼工已发展到20多个。他把这20多人分成4个组,部署在东南西北4个城区。他还给每个组配了传呼机,这样各小组既能自己揽活,他又可用手机调配他们。遇上大桩活路,他打几个手机就可调来好几十号人。他的报酬是从他手机上揽的活路中抽取。乡下人按乡下人的规矩,乡下人有乡下人的良知。渐渐地,他打算成立一个背篼公司。人家告诉他成立公司要有一定的注册资金。于是他准备成立服务站,工商所答应了。“诚信背篼服务站”的大牌在一阵鞭炮声中正式挂在一户二层楼房的正门上。一楼是办公室和食堂、餐厅兼工具房,二楼是背篼工的住宿,大通铺。几十个背篼工身着统一制发的蓝色背心,个个喜气洋洋。

　　“我们要靠诚信、靠气力、用背篼背出财富,背出价值,背出一个新天地!”王大的讲话语调高昂,赢得背篼工们粗大响亮的巴掌声。

　　学者眼中的背篼工

　　以学者的经济学眼光来看背篼工,他们是一群为生计离开家乡到城市谋求一点非农收入,以维持家庭农业生产、孩子教育的理性经济人。当了背篼工,他们的家庭收入结构得以改善,收入来源不再单一,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减小,增加了收入的弹性。

　　王厚俊,贵州大学教授,我省第一批跨世纪人才,重点学科农林经济管理带头人。他花了两年多时间进行“贵州‘背篼军’研究”,这是我省首个对弱势群体进行系统研究的课题。

　　与背篼工打交道两年,王厚俊发现他们是一些相当朴实的农村人。由于不自觉的自卑,他们胆子非常小甚至逆来顺受,根本没有意识到尊严和权益这些字眼。

　　有件事令他印象深刻,一次他搭乘一辆城区公交车,看见一个背篼工上车,却被售票员硬生生呵斥下去,这位背篼工只好若无其事地走开。

　　这件事令他想到两个问题:一是背篼工基本上没有权益意识,否则他肯定会状告公交公司;二是他担心这种人为的身份“壁垒”,会令进城的背篼工仇视城里人,仇视城市,埋下反社会的祸根。

　　对照曾经大举入黔的“川军”,王厚俊有个形象的比喻:“川军”是主动询问找工作,是找兔子,而贵州的背篼工是等工作,是守株待兔。贵州、四川的两个贫困县对劳动力转移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川军比背篼工更主动、更会赚钱,对自己的将来有较强的发展预期,因此川军的转型很快,如今他们大多数成了技术工人、小包工头、小五金店的老板。而素质比川军低的背篼工,则很少有人能形成自己的发展能力,因此背篼工的转型之路要比川军漫长。

　　王厚俊对背篼工有着深刻的同情。“作为城市边缘人中的边缘人,他们比一般的流动人口更具流动性。”任何一个弱势群体现在都有人在关心,惟独背篼工没有,而背篼工却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

　　有学者分析,根据我国的入世协议,2005年我们将完成入世的各项承诺。入世后虽然有利于对外贸易的长期稳定发展,但从短期看,入世将使第一产业的就业机会减少。而入世后大宗农产品的进入,将直接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背篼工将可能越来越多,政府的引导和介入显得急切而重要。

　　作者：黄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