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践（一）“一国两制”的形成与发展（附图片3张）(连载)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5月26日10:19 环球时报

　　秋风

　　编者按：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这不仅洗刷了中华民族的耻辱，开启了港澳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在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中的巨大作用。从本期起，国门内外版将连续三期系统地为您介绍“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以及“一国两制”对解决台湾问题所起的示范作用。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我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港澳回归祖国以来，以董建华和何厚铧为首的特区政府，经受住了亚洲金融风暴等各种考验，保持了港澳的政治稳定、经济复苏和各项社会事业的稳步发展。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行得通、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方针。

　　“一国两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历史的产物

　　“一国两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某个领导者凭空臆造出来的，它是历史的产物。中国要结束民族分离状态、实现完全统一，就必须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港澳问题。所不同的是，台湾不是由外国人统治的中国领土，解决台湾问题纯属本国内政。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则需要分别与英国、葡萄牙政府谈判，以收回我国的领土主权。尽管台湾问题与港澳问题的性质不同，但都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历史遗留问题，都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团结复兴的必要步骤，解决这类问题完全可以采取同一方式。

　　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爱国主义的政治基础，是维系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感情的精神支柱。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我国“大一统”的时期远远长于分裂时期，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维护团结、反对分裂的历史。正如邓小平所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是说，既要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又要尊重历史与现实。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将二者结合起来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港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由此看来，用“一国两制”解决当代中国的统一问题，符合中国目前最基本的国情。

　　第一代领导人的努力为“一国两制”提供了历史借鉴

　　“一国两制”的核心是和平统一、求同存异。毛泽东、周恩来等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为和平统一祖国做出的不懈努力，为后来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提供了历史借鉴。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会见外宾时几次提到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些具体设想。他表示，如果台湾愿意统一，可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是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些主张概括为“一纲四目”，即两岸统一是“纲”；台湾人事大权自己定、军政建设经费不足时由中央拨付、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互相不派人搞破坏为“四目”。

　　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亚非会议情况时，首次向台湾发出了和谈信号。他说：“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956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同年7月，周恩来在接见原国民党中央社记者曹聚仁时又明确表示：“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还提出，应当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谈到香港问题时，1957年4月周恩来在上海对工商界人士说：“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这些表述，虽不是后来意义上的“一国两制”，但其基本精神与“一国两制”有着历史的必然联系。

　　叶剑英的九条方针是“一国两制”日趋成型的标志

　　“一国两制”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内政外交发生的两件大事有关：一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是中美建交。如何抓住机遇，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来全力进行经济建设，是当代中国领导人思考和决定重大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978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这几个“不动”，与他后来讲的“五十年不变”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同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的同一天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同年1月下旬，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又表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尊重台湾人民的意见，实行合情合理的政策。”

　　1981年9月30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的名义，发表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政策。其中就包括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统一后，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等。这九条方针是“一国两制”构想日趋成型的重要标志。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基时指出：“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邓小平，也是党的领导人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成功运用“一国两制”与英国政府谈判

　　运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要从香港条约到期之前、中英必须进行香港问题的谈判说起。1979年3月，香港前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他向邓小平询问中国政府对香港未来的意向，邓小平说“请投资者放心”。1982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港澳知名人士时提出了“收回主权，保持繁荣”、“制度不变，港人治港”的原则想法。同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阐述了我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他说，香港回归以后，“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1982年12月，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这样，“一国两制”的内涵被正式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

　　1984年6月22日和23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时，全面阐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他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同年10月3日，邓小平在接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成员时指出，“澳门问题将会像香港一样，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方式解决。”此后，邓小平在会见外宾和内部讲话中，多次阐述过“一国两制”的构想，最终成为我国解决台港澳问题的战略方针和既定国策。

　　“一国两制”的形成与发展，基本上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同步。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为制定“一国两制”国策奠定了政治基础。正如邓小平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如果不是近20年的改革开放确立了我国发展的正确道路，如果不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国两制”不可能被内地人民和港澳同胞所接受。“一国两制”的提出，与改革开放政策是“孪生兄弟”。它的产生，是对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和基本方针的肯定。（未完待续）图片：

　　1、港英政府统治时期，罗湖车站是香港来往于内地的主要通道。

2、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

　　3、2004年的罗湖口岸来往顺畅，内地与香港的联系更加紧密。

《环球时报》〔20040524　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