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20日，珙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珙泉镇派出所原副所长邓增伟犯玩忽职守罪，联防队员赵正林犯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和12年。三年前曾惊动高检的良家妇女买淫案遂有最后的说法。（据《华西都市报》相关报道）。

　　2001年4月27日，四川宜宾市珙县珙泉镇金山庄歌舞厅刚上班两天的服务员陶先碧怎么也料不到，死神就在那一刻瞅上了她！那天晚上，该镇派出所副所长邓增伟带人在清查歌舞厅时，单方面认为其有卖淫嫌疑，遂将其和另外一名所谓的嫖客一同带往派出所讯问。但次日下午，邓增伟及其他联防队员为逼取口供，竟对良家妇女陶先碧进行了残酷殴打，最终导致被害人陶先碧脑部硬膜外血肿压迫脑组织引起的生命中枢衰竭死亡（法医鉴定结果）。

　　案发后，死者的丈夫廖泽文在妻子尸体强行火化，阻力重重，寻证无门的情况下，收拾起巨大的悲痛，踏上漫漫上访路。于2003年7月6日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向院方递交了《请求立案侦查申请书》，这位七尺男儿向高检领导痛哭陈述：“妻子是经我同意去娱乐场所工作的，她是纯正的良家妇女。”值此，良家妇女买淫案惊动了最高人民检察院！

　　此后，高检控检厅将此案有关材料转至省检察院，省院检察长两次督办，克服重重困难，全力整合侦破，终于在2003年12月中旬将邓增伟及赵正林逮捕归案。这起案件，虽然历时三年才初步结案，但由于它是因警察直接伤害致死以及惊动过高层的深层次影响，给人们带来许多质疑与思考，使人们在各种零零总总的类似案例中，寻找和生发出许多共通的信息：即公权是如何错位与异化的。

　　我们来分析一个具有大学学历的派出所副所长，为什么会残忍地伙同联防队员一起将清白民妇活活打死？主要原因大概有“打死你不犯法”的罪念在作怪。公安机关为国家实心权力机构，本来它的权力是用来打击罪犯保护人民的，但一旦与其它因素挂上钩，就将迅速逆转本来的职能面貌。有了穷奢极欲的利益趋动，一切立马变色变味。如果民妇陶先碧当初承认卖淫，他们就可以冠冕堂皇对其进行罚款，捞得千金之惠。在这一过程中，做没做“那事”不是他们需要侦查的，他们只需要你的口供，只需要你承认一切，按照他们为你安排好的“事实”具结就行了。但是，人格的尊严怎么可以与被屈辱同时存在？可恨那种时刻，她只有一种选择，或屈招，或就死。恰恰这两种选择，又同是任何无辜的人难以接受的。

　　长久以来，抓赌扫黄成为部分基层派出所的生财之道，这已成为社会上公开的秘密。电视剧《公安局长》中就有这么一个镜头，把所有等待工作的打工妹全部当作“鸡”押上扫黄的警车，甚至是见到外来的女人就抓。在现实中，陶先碧，一位农村妇女，到城里打工只有两天多，一旦碰上这类事，就只能怪命窘，非但辩解无效，而且要把命也搭上。权力错位，导致警察为所欲为。难道他们不知道人是可以打死的吗？难道他们不知道武力逼供是犯法的吗？当然不会不知道！一个副所长，早已接受过太多的之类教育，但在“出勤必得财”思想的作怪下，一个民妇的生命在他们眼里就犹如一只蚂蚁，死了白死。

　　要说典型案例就数孙志刚了。这个名字牵带出的许多东西，足已成为权与法较量的拉锯史。这个过程的输赢乃一言难尽。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人平添许多无奈和悲哀。许多案件，都起源于基层派出所，民警的粗暴执法，或谋利或示权，给公民的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而且大有嚣张抗法的恶势，甚至连法律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法者，公器也。不知法律的背后究竟还有多少无法言说的悲情？

　　而类似陕西农妇扳倒公安局长这样的“奇迹”，我们根本不敢奢望还会重新再来。她既然有本事搞到市领导的督办批示，已经说明也不是一无来头。只是那位公安局长，或许正有它事碍于心头，或一贯期望权力达到极致，或干脆是江湖中一条未尝深浅的鱼儿，白白在威风一抖后失去了一切（因为这一切本来就不应该归他所有）。至于老百姓批评你一句，你就要让她关七天。而本要求你履行的义务，你却迟迟无法完成。行政的不作为和滥作为，一缩一放，公权的错位便一览无余。公权为什么会轻易被错位和异化？主要原因是公权在异化之前，权力行使者并没有意识到异化权力所带来的后果，如果那位公安局长早知自己要为关一个农妇七天付出停职的代价，可以肯定宁可被人骂得狗血喷头也不会滥用权力的。正因如此，权力拥有者可以长久地为所欲为，而且可以不为后果付出代价，权力的异化和错位才变得越来越严重，严重到公权变成私器这种反常的本能中去了。

　　权力与法律一样，注定要为大部分人所用，而不是为哪个人服务的。一但权力沦为某些人的工具，就将立刻失去公平和正义的依托，旋即变得狰狞和可怕起来。但权与法的区别在于，权力是用来制约的，而法律恰恰是充当保护神的身份。但现在法权本末倒置，法律成为惩戒或发威手段，权力异化成某些人的血腥和暴力，成为人人得之而为己所用的工具，不得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悲哀！(稿源：红网)(作者：蒋华宁)(编辑：徐志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