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渊　汪晓东　顾春

　　与美景的强烈反差：寻找贫困的根源

　　傍晚时分，凑在一起听措姆悠扬的琴声，是措布村孩子们不愿错过的娱乐节目。

　　枕着夕阳与群山，这群生活在海拔4000多米高原上的孩子，正似懂非懂地享受着音乐。措姆，是西藏日喀则拉孜县完小的五年级学生。与当地大多数孩子一样，每天上学要走上一个多小时。以前，措姆有一把用卡车灯罩做的破琴。凭着这把琴，她成为当地珠峰少儿艺术团的一员。今年春天，这个14岁的小姑娘得到了一把崭新的六弦琴，她感觉上学的路不像以前那么长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穷村。基本上，每家都靠几亩青稞地过活。走进措姆家，除了土坯房和4头牲畜，家里几乎一无所有。看到措姆有弹六弦琴的一技之长，一位上海援藏干部掏钱买了把新琴。在她父母、哥哥和姐姐眼中，会弹琴的措姆，是他们家惟一的希望。

　　同样是5月，与空气稀薄的西藏不同，这是云南最热最美的季节。

　　然而，美丽似乎总是与贫穷相伴。这大山阔水，如道道屏障，把山里山外隔为两重天地。

　　云南省扶贫办副主任郑清宽列举了一些数据来说明云南之穷：国家“八七”扶贫攻坚，全国592个贫困县，云南占了73个；去年，全国人均收入2000多元，云南省达不到这个平均水平一半的有50多个县。

　　“现在，吃饭的问题算是基本解决了，但花钱的困难还很大。”郑清宽所说的“花钱难”，其实就是群众的穿、住、行等。他以住房为例：目前还有40万户住在茅草房中，“夏不避暑，冬不御寒”。而一些人口相对较少的少数民族，至今还保留着近乎原始的生活方式，不洗澡、不洗衣、不种菜、不养畜，“有的地方甚至还能依稀看到母系社会的特征”。

　　而在资源富饶的新疆阿克苏，很难想象这里会与贫穷有关。

　　“一个拥有220万人口的地级市，财政收入连发工资都不够。”援疆干部周海说。他在阿瓦提县任县委副书记，该县是产棉大县，在阿克苏经济靠前，一年财政收入3000多万元，每个月干部工资支出就要六七百万。

　　很多人在追问：这些美丽的西部地区为什么穷？交通条件差，基本与外界隔绝，是一个重要因素。以云南为例，全省山区面积占94％。山多，泥石流、地震、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也就频繁。在云南采访，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赶路，山路蜿蜒崎岖，从县城赶到一个几十公里外的村里，往往需要好几个小时，等到达时，大家已累得晕头转向了。

　　不少西部地区干部认为，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是导致贫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很多藏族同胞都习惯于放牧的生活，几头牛羊就是他们生活的支柱。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过上了农耕生活，但除了青稞之外，很少种其他经济作物。当地做过统计，如果只守着几亩青稞地，每户藏民一般年收入在1000元左右，只能勉强维持温饱。不少偏远地区的农牧民，连百元大钞都没见过。

　　阳光总在风雨后：靠什么改变现状

　　说到儿子的时候，安木吓的泪水已在眼眶里打转。看着门前通往镇里的石路，儿子生龙活虎的模样又出现在眼前。“去年夏天他还和我们一起修这条路呢。”

　　安木吓的儿子是今年1月走的，得的是胃癌，去世时20岁。安木吓当过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中课乡副乡长，现在又成为村里的致富能手。今年3月，她买了台缝纫机，专门缝制她们佤族的服装，销路不错。最近，她又用卖衣服的1000多元钱买了4头小猪。“现在，衣服多得穿不完。以前，一件衣服穿一年。唉，可惜自己也老了。”她住的房子，也由茅草房变成了砖瓦房。

　　安木吓所在的小寨村，如今被称为“佤山第一村”，家家户户都住进了像安木吓家一样的砖瓦房，“白天装太阳、晚上装月亮”的茅草屋已踪迹难觅。在不少农民家中，还可以看到电话、VCD机和电视。而西盟县领导告诉我们，“如果你们一年前来看，这里还是低矮潮湿的茅草房和泥泞的山路。这一切，都与上海在这里实施的‘小康村试点’分不开。”

　　从“温饱村”到“安居温饱村”再到“奔小康村”，上海的对口帮扶采取的是梯次推进的方式。温饱试点村建设从帮助改善基本的生产、生活、卫生条件和基础设施等入手，使农民年人均收入达到温饱线之上。上海为每个试点村无偿提供17万元资金。在云南省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温饱村建设出现了特色纷呈的局面。目前，全省各类温饱村已达1055个。

　　在西藏江孜县东郊村，扶持专业户是“安康工程”的新特点。在援藏资金扶持下，一批批养牛专业户、奶渣专业户冒了出来，村民央拉仅靠奶渣一项年收入就达3万元。针对当地藏刀、藏鞋、六弦琴手工艺制造的传统优势，上海援藏干部扶持成立了拉孜县民族手工艺产品公司，召集农牧民进厂，既保护了藏地珍贵的手工艺资源，又让农牧民增加了收入。

　　除了资金投入，“安康工程”还通过改变藏族同胞们的传统观念，积极推进农牧业结构调整，使当地经济逐步从“输血型”转变为“造血型”。在拉孜县那西村，村民次旺年年带着3个儿子，种10亩青稞地。而现在，儿子都去阿里打工了，家里多养了10多只藏鸡，他还拿出一半土地种上了油菜。一家人，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

　　而在阿克苏采访时，惊喜与意外也不断发生。这里丰富的资源让人惊叹。第一天参观的乌参1井，据初步勘探结果，附近已经发现8个区带和一批圈闭及构造，在探勘了1．7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后，发现有5亿吨石油、379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储量。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油田之一。另外，阿克苏的煤炭占了整个南疆地区探明储量的90％以上。

　　一切都在生机勃勃地蓄势待发。在能源日益变得重要的时代，拥有这样丰富资源的阿克苏，明天的发展前景可以想见。同时，阿克苏境内水源充足，农牧业十分兴旺，用天山雪水浇灌的水果和蔬菜让游人赞不绝口。神秘的古西域三十六国并不只是传说，这里就是三十六国中龟兹、姑墨、温宿、尉头等诸国故地。比敦煌早200年的克孜尔石窟、具有鲜明新疆特色的沙石风貌、与龟兹文化并列的多浪文化，都是阿克苏发展旅游独有的文化和自然资源。

　　显然，西部贫困地区的面貌迅速变化，不仅与东部对口支援密切相关，也与当地重新发现与认识自己的优势并积极转变观念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改变贫困现状，就要改变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在变与不变之间：扶贫的核心在哪里

　　远远地，萨迦县依稀出现在视线的前方。

　　在当地人眼中，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有近千年历史的萨迦寺，寺内藏着许多价值连城的文物，素有“第二敦煌”之称。进藏的游客把这里视为必到之地。

　　但在很多藏族司机看来，这里却是个不愿久待的地方。司机尼玛说：“别看海拔只有4300多米，但环境很怪，在这里连我们晚上也睡不着。”

　　就是这个特别的地方，前年来了7位上海援藏干部，一住就是两年。面对这座古老的小镇，他们没有大刀阔斧地进行改建。而是精心呵护当地浓郁的藏族文化，要求新建房屋都保持藏式特色，在有效提高藏民生活水准的同时，尽量不损害萨迦原有的风韵。

　　经过近10年援藏之后，东部地区的援藏思路也在悄悄发生着深刻变化。

　　王建新是一个娇小的女孩，一位普通的上海援滇教师，2002年8月来到云南思茅。为了援滇，她提前办了婚礼，新婚后一个星期就赶赴云南，被安排教两个班的英语。王建新把上海的教学方法运用到课堂上，所带的普通班和民族班很快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两个班的平均分从原来相差几十分赶到了只差4分。“我们不仅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更重要的是，要把上海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带过来。”与王建新同在一所中学支教的张蓉说。

　　治贫先治愚，扶贫得扶智，这是上海对口帮扶的一个重要思路。上海的100所中小学对口帮扶云南31个贫困县的100所中小学，截至目前，上海已累计选派3批共60名教师到这些贫困县支教，帮助培训教师7000多人。同时，上海还在思茅、红河、文山三州市各投资750万元，援建培训中心、科技中心和妇幼保健中心，并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立了农业示范园，带动当地农民发展种植养殖业。对于这些帮扶举措，当地的干部群众说：“真正帮在点子上了。”

　　盼资金，盼技术，盼人才，云南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心情十分迫切。而如何让资金、技术、人才涌向中西部地区？近年来，上海提出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运作机制。

　　“靠市场、求双赢，这样的开发式帮扶最有效。要让企业来投资，就要让他们有赚头，否则，即使来了也不会长久。”云南丘北县委书记唐文祥这样认为。

　　红河州政府扶贫办副主任孙汝疆则更希望发达地区多提供一些劳务信息和就业岗位，“这样，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民工培训了”。

　　重庆的万州在三峡工程中的淹没面积、搬迁人口都占库区各区县之首，共动迁25万移民、1000多家厂矿单位。重庆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马正其说：“移民工作的核心、重点和难点，就是就业。”培育产业、解决失业成了万州政府的当务之急。

　　3月份开始，万州对三峡移民开始进行培训，至今已培训600人。今年目标是让3800人通过培训取得证书，1400人完成短期岗前培训。“只要是移民，不论城乡，都能参加培训”。

　　显然，要在今后从根本上脱贫，提高教育水平是重要手段之一。同时，如何使对口支援从政府行为走向市场行为，也是一大关键。但从更深层次看，怎样在古老与现代之间，寻找一条保持和发扬本地特色的发展道路，可能是今后扶贫工作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华东新闻》 (2004年05月27日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