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晴

　　上世纪80年代中叶，笔者曾在日本做驻外记者。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巅峰时代，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人的金融资产大增，社会充溢着“富裕感”，多数人认为自己已是“小康”状态。但在当时的日本媒体上，一个重要的讨论话题是：物质的富足和人的精神发展出现了不平衡，对青少年的“过保护”造成了人格成长上的危机。用当时报刊上的一些话说，日本人在取得物质成就的同时，精神上却“丧失了目标感”，一些青少年由于受到家庭和社会的“过保护”，呈现出一种“无力、无为、不关心、不思考”的状态。

　　20多年后，在中国经历了长时期的经济高速成长后，类似的话题也日益增多。据报载，作家张抗抗5月下旬在北京大学参加一次关于小说《狼图腾》的研讨会，会上，她对当代大学生“脆弱的生存能力与强烈的依赖感及低下的独立生活能力”表示担忧，有学生则当场回应说：“我们这些‘小羊’不是一直是在你们‘老羊’的目光下成长的吗？为何优点你们留下，而缺点却给了我们？”

　　从讨论的情况看，两代人对问题的存在是有共识的。在既成现实面前，最重要的并不是责任追究，而是解决问题。从理智上说，父母一代何尝不希望子女健康而坚强，但是，过多的生活呵护，偏颇的学习要求，对人格和心理成长的忽视或无知，却把孩子导向了反面。

　　“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父母？”这是上世纪30年代鲁迅参与讨论的一个报刊话题。看来，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将会不断地出现在社会的议程上。

　　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是一个社会化过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社会化过程过早过快，一方面是富人的孩子“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于是“一代不如一代”，“富不过三代”。前者是贫困条件下的不得已，后者则是文化习俗和亲情短视化的结果。应该说，两种模式均不是青少年健全人格的成长模式。

　　在欧美国家，人们相当注意培养儿童的独立性，这是一种值得借鉴的亲情文化。幼儿学步时跌倒了，家长鼓励他（她）自己站起来，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一次，在德国的一个森林公园中，我见到一位母亲让一岁多的孩子攀爬一个圆木斜坡，孩子有困难，几次回望母亲，但母亲置之不理，不肯援之以手，让人感慨良多。在欧美国家，富人不给子女留过多遗产的情况也较多，这不是无情，而是有责任感，事情看得透，不让钱财富贵毁了子女的健全人格。

　　我们有一些和日本类似的问题，如上面提到的“过保护”问题，“学历社会”问题等。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独特问题，如独生子女问题、城市化进程中处于某种边缘状态的新市民的子女教育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的青少年教育问题，较之80年代的日本，具有更大的幅度和复杂性，是一个更艰难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经济取得了20多年较快增长的情况下，我们更加注重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确实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人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人民日报》 (2004年05月27日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