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

　　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研究起源于19世纪末，并在20世纪上半期对中国学术界产生过较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苏东剧变后的新形势，日本学术界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热潮，并表现出了这样几个值得关注的动态：

　　传承与创新相结合。一方面，继续研究和刊行《资本论》创作史、经典文献阐释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入门的论著；另一方面，国立东京大学和横滨大学、私立武藏大学等众多高校仍继续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称为经济学Ⅰ或经济原论、社会经济学，而把西方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称为经济学Ⅱ或近代经济学）以及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分析世界经济的课程（称为现代经济体系课程等），并作为经济学科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修课。在日本，不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传播和学术传承搞得不错，而且富有理论创新精神。有学者（如大谷祯之介教授等）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都是把市场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但面对当今时代的新变化，有必要扩大研究范围。他们提出，应构建新的社会经济学（即现代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或中心，把现存的非市场领域也列为重要的分析对象，进而吸收生态学等成果，研究经济体系同自然环境、法律、文化、社会规范的相互影响。即使研究现代经济危机，也要从总体上把握现代社会的四大危机，即贫困、不平等与经济不稳定问题，战争与纷争问题，环境与资源问题，社会管理与人们关系疏远问题。

　　借鉴与批评相结合。借鉴数学工具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技术，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化，是日本学术前沿的一个鲜明特色。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适宜增长理论的新解释———作为最适宜迂回生产系统的资本主义数学模型，关于资本主义的模式化和商品数量问题，关于个别资本的进化竞争模型等。对西方经济学的批评，也是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注的课题。有学者（如石原洋介教授等）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流动的国际化和短期化现象，其实并非像新自由主义所说的是有效资本的分配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保证，反而常常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部分果实的掠夺，而且总是以保证投资资本及其所有者的利益为优先的。也有学者（如伊藤诚教授等）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类型的市场经济发展成就，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潮的驳斥。要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注意消除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不良影响。

　　原理与应用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方法的导引下，广泛研究其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深入探究日本和世界经济的多样化实践，是日本学术界一个鲜活的课题。比如，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渗透到产业经济学，探讨日本的产业空洞化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渗透到劳动经济学，探讨南北经济不平衡发展条件下的劳资谈判和雇佣问题，以及日本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等问题；渗透到金融学，探讨日本、亚洲和世界金融危机与控制等问题；渗透到财政学，探讨日本的财政政策，以及如何激活处于长期低迷的国民经济等问题；渗透到企业组织学，探讨日欧美国家类型不一的企业形态和不断涌现的新业态等问题；渗透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探讨环境、资源和人口之间的良性循环，以及怎样通过制度和政策加以促进等问题；渗透到世界经济学，探讨经济全球化中的非均衡发展、贫富分化、新旧国际经济秩序，以及资本主义的“原理像”与“变容（变样）”的差异等问题。这类应用性的经济学和经济管理学的论著日渐增多。在此基础上，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通过参与政府和财团的课题研究与决策咨询、教育与管理人才的培养等多种途径，来推行其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事实上，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有效的产业政策、贫富差别小于美国、较少的军费开支、较大的科教投入以及独特的劳资关系和企业管理模式等，均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宣传或必要的论战密切相关。

　　《人民日报》 (2004年05月28日 第十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