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漫笔

　　李三河

　　浏览这几天的媒体，发现各地围绕“红包”的行为明显地又多了起来。百位专家倡议廉洁行医，或者医护人员签名抵制，尚属于新一轮的“自发”行为，值得关注的还是新一轮的禁令。医疗系统的就不说了，还有实行党风廉政建设新举措而严禁党员干部收送的，有海关声称报关单位再送就要将其列入“黑名单”的，四个禁止、八个不准或者N个什么，不一而足。禁令同时宣称，如果置若罔闻的话，将严厉处罚，不准评先进或者收了多少金额以上的要开除公职，等等。

　　但老实说，看了这些消息，我有一种麻木的感觉。麻木是因为这些“新”的东西早已看着眼熟，但凡对社会有一点关注的人，先前谁没见识过不少整治“红包”的信誓旦旦？人的自觉意识不够，丑恶现象不除，需要禁令制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禁令的每一番登台亮相，都浑然忘却了过去的“同胞兄弟”，莫不表现出“头一回”的骇人架势，到头来不仅谁也吓不倒，而且势必让人产生一种担心：禁令的诚信危机。在我看来，这已是社会生活中一个业已普遍存在的问题。

　　不用怎么留心也可以感觉得到，除了对“红包”之外，每天都有为数不少的禁令出台，各地的，各个行业部门的，此起彼伏，眼花缭乱，“你有我有全都有”。少的要弄个四条五条，多的则不敢“封顶”，方方面面，事无巨细，似乎很郑重或者很严厉。依法治国，大有被曲解为依禁令治国的态势，所谓法律法规，似乎只是别一领域的事情，或者要由禁令来诠释、重复，来显示决心和力度。按出台者自己的说法，禁令一出，已取得什么什么成效，但较真的人却不难发现原来虎头蛇尾，就算它奏效，也只是开始张扬的那两天或那一时。

　　当出台禁令大有沦为“时尚”的可能之时，当新的禁令本质上不过是在克隆旧的之时，当禁令需要循环往复地、机械地、例行公事般地三令五申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之时，当禁令表现出色厉内荏的一面之时，禁令就遭遇了诚信危机。更不要说，那些邯郸学步者为禁令而禁令，有的因为近乎离奇荒诞，甫一亮相，即已遭到社会舆论无情嘲讽的了。

　　禁令面临的这种尴尬，如果篡改一句孔夫子的名言来说明，可能再形象不过：始吾于禁令也，听其言而信其行；继吾于禁令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今吾于禁令也，听其言而如未听。容我武断地认为，那些让人有儿戏之感的禁令，出台者自己也未必就下了什么决心、抱了什么希望，或者基于对形势的需要，不得不如此；或者只是为了吸引世人的眼球、赚两声吆喝而已。解决禁令遭遇的诚信危机，首要的一点是要给禁令明确定位，它充其量应当只是对法律法规暂时缺位时的补充，法律法规既然已经不准了的，就无须禁令再来凑趣，至少，这对于培养和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没有半点益处可言。同时，新的禁令充其量只是作为对原禁令的补充、修正，原来已经说过了的，无须一而再、再而三。

　　诸多禁令的令行不止，严重地伤害了它的严肃性，长此以往，危机就可能演变成毫无实际作用可言。有一天，一个禁令的出台，人们如果连一笑置之的兴趣都没有了，那将是一个很可怕的后果。这是我们不能不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