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28日电 两个月前，在北京治疗的艾滋病患者李想被迫停止了抗病毒药物的治疗，“因为买不起”。

　　1994年，李想因为输血感染了艾滋病，后来他发起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民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组织——红树林支持组织。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帮助那些处在困境中的艾滋病人。然而，在昂贵的药品面前，李想本人却备感无助。

　　两年前，李想开始进行抗病毒药物治疗，为此李想每月要花一千到三千元。“药物的支出，大概相当于我每个月百分之六七十的收入。”李想说，“我认识几百个艾滋病患者，几乎没人能承受药物治疗的费用。”

　　李想说，目前国家提供的免费抗病毒药物只有6种，大约有5种配方。不适合这些配方的病人，就必须买其它的药物。“还有一些病人，害怕登记身份证或者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取免费药物，都得自己出钱治疗。”

　　东方早报报道，据中国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2003年底发布的联合评估报告，目前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万，其中艾滋病病人约8万例，疫情波及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虽然在去年9月，中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已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出了“对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治疗药物”的承诺，然而截至去年年底，接受免费药物治疗的病人只有6000余人，不到全国病人的十分之一。

　　而自己花钱买药，对于大多数艾滋病人而言都无法承受。在三年多的治疗过程中，广东病人李小杰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而他还是幸运的，“我知道有的病友，因为没钱治病死掉了”。

　　昂贵的艾滋病药物价格，同样也成为国家的重负。据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科副主任医师张彤介绍，目前全球的抗艾滋病毒药物共有20余种，可组成多种的鸡尾酒配方。在抗病毒药物未国产化前，最便宜的配方，每人每年也要三四万元人民币，而如今国产药物的价格市场价已降到每人每年近6000元人民币，政府统一采购价则已经降到每人每年3500元左右，这也是国内最便宜的艾滋病药物。

　　而即便是3500元这一价格，以目前的8万病人计算，中国政府每年至少需要投入2.8亿元的药物专项经费，仅这一项，就已超过我国目前每年2亿多元的艾滋病专项防治经费；从长远看，由于因卖血感染的病人在近几年将陆续进入发病期，不算今后继续感染的人数，要解决84万感染者的免费治疗问题，每年就需29.4亿元药物经费，这已超过了我国2001年启动的“遏制与预防艾滋病5年行动计划”的总投入。

　　专利权制约降价

　　与我国的高价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一些非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目前每人每年的药物价格已经从300至500美元降到了130至150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200元。也就是说，这一价格仅相当于目前国内最便宜的抗艾滋病毒药物的三分之一。

　　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抗艾滋病药物价格如此便宜？主要在于他们利用“药品强制许可”这一规定，获得了部分抗病毒药物厂家的专利授权。

　　专利是构成艾滋病药物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1995年1月生效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规定，当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可以颁发强制许可。2003年8月，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实施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最后文件，根据这份文件，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因艾滋病、疟疾、肺结核及其它流行疾病而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可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在其内部通过实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生产、使用和销售有关治疗导致公共健康危机疾病的专利药品。

　　“有了专利授权，非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那些厂家就可以仿制这些药物，这样就省去了药品价格中很大一部分的专利开发费用。”全球艾滋病项目中国办公室主任叶雷说。

　　究竟如何才能让中国抗病毒药物的价格降下来？

　　叶雷说，一种方式就是利用强制许可；而另一种就是通过中国卫生部和生产商协商，让其国内的药厂把价格降下来，从而使国内生产的药物也有一个较低的价格。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利用“药品强制许可”的关键在于对“公共健康危机”的界定，目前中国公布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是84万人，对于中国13亿的人口基数而言，还不足以构成“公共健康危机”。

　　从目前来看，第二条道路的可能性显然要大得多。“据我所知，现在卫生部确实在和葛兰素史克进行积极的谈判。”叶雷强调，只要药厂能够给出中国政府可以承受的价格，中国的抗病毒药物完全可以国内生产。

　　“无论如何，抗病毒药物降价是一个国际趋势，这对中国肯定也会产生影响。”对于艾滋病药物的降价，叶雷显得很有信心。（严晓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