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程门立雪，今有北大跪师；古有梦笔生花，今有做梦成才。据4月22日新京报报道，一位叫张谚的男孩儿手捧三本文稿和六字血书“破指代笔拜师”，跪在北京大学南门，期待以此方式得到名师对他文稿的指点。这个来自内蒙古的男孩称，2002年他16岁时初中毕业，随后就辍学在家。他上学时成绩不好，作文都不会写，在他16岁生日那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后，便开始写作，而且一发不可收，洋洋洒洒写了两部武侠小说和一部现代爱情小说。他从去年10月份就来到了北京，一心想找位大学老师帮他看文稿，实现出版这三部小说的愿望。(4月22日《新京报》)

　　看了这篇报道，笔者丝毫不怀疑张谚对写作的热爱，但也丝毫不怀疑他为了写书而“不择手段”的炒作。不管是江淹的梦里收到五色锦而文学成就从此蜚声文坛，还是李太白梦里笔头生花从此“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都不过是后人的附会而已，没有“铁杵磨针”的精神，他们均不可能取得那样的文学成就。张谚说自己做过一个梦后便从一个连作文也写不好的人一跃而成为一个“一发不可收拾，洋洋洒洒写了两部武侠小说和一部现代爱情小说”的文学爱好者，这种神话没有人信。其实，他只不过想附会一下，让人们觉得他可能也会是个文学大家。这种古老得可笑的神话谁会相信？

　　而他向北大名师请教的说法也十分值得怀疑。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只是学者，绝非作家，何况写作是一种很个性化的行为，教授能给你指点多少？为什么不去找一些作家给自己指点，岂不是更好一点？就算要找名师指点，何必非北大不可？找北大名师也可，为什么不经过正当的途径，非要跪在北大门口？笔者相信北大教师们并非中央情报局的人一样神秘，他们的联系方式也并非大海捞针一样难以寻觅，既然到了北大的门口，为何不堂堂正正地进去找名师请教？以这种“跪地”、“血书”的方式行请教之名，不说是哗众取宠也难逃炒作的嫌疑。有网友就直言不讳地说这是社会的“另类”！急功近利！扭曲的人性！膨胀的私欲！也有网友说请多用文稿说话，少用膝盖发言。张谚自己也说，从去年10月，他带了2000元钱从内蒙古来京后，除了每天在月租260元的房里写作外，就是去各处求师。现在，他父母每两个月寄给他1500元生活费。而张谚的目的也十分明确：期望着自己的小说能正式出版！

　　中国似乎对书有一种严重的崇拜情结，一出书仿佛多么了不起一样，就表明你是个人才了，而少年出书更能说明你是个人才，少年英才，多么可贵呀！从郁秀的《花季雨季》到韩寒的《三重门》，再到16岁女孩金今的幼想小说《再造地狱之门》、17岁农家少女崔利静的长篇《零落》、张天天的科幻作品《宇宙朋友》等等等等，少年出书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很多青少年把出书作为一种狂热的追求，有的把它作为进入大学门槛的敲门砖，有的作为争名获利的终南捷径。据说，有的出版社一个月就收到30多部孩子的长篇书稿。对此，我们应该让社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首先，并非人人都可以出书，少年人应该以学习为重；其次，要把少年出书的利弊清楚地告诉社会，不要一味地进行炒作，造成社会误导，掀起少年出书热。从教育和国家的长远发展来看，少年出书热并非一种好现象，更不能因此而荒废学业走入歧途，毕竟最终成名成家在文学史上留一笔的少之又少。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社会需要有包容性来包容各种类型的人。少年出书社会应该包容，但社会不能以此引以为豪，误导青少年因此而去出书。毕竟支撑国家发展的还是需要广泛的社会人才，仅仅靠出书肯定不行，而且并非人人都适合去出书。如果有过多的青少年投入到出书热中，出书的又只是微乎其微的少数，岂不浪费了青春？于国于民，这种浪费都是不妥当的，也是不应该的。

　　名缰利锁，缠绕红尘众生，脱不去羁绊，解不开枷锁，对人生是一种苦，对社会是一种病。社会鼓励人们进行物质创造，并不鼓励人们为名利而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少年出书成为一种情结，是在名利的诱惑下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张谚不管是否有文学天赋，能否成才，其“跪地”、“血书”都是一种少年出书情结下的急功近利的行为。少年出书情结该解了，作秀和炒作只会让青少年更加急功近利。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为了出名为了金钱，连自尊都不要了。这种人即使成了一代文豪，又有谁瞧得起？(稿源：红网)(作者：邱延波)(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