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州青釉敞口长颈圆腹瓶（南朝洪州青釉带托五足弦纹炉（隋代）洪州青釉圆圈纹盖盒（隋代）洪州青釉四系盘口平底壶（南朝） 中国古代瓷器，釉色多，窑口众。但明眼者不难从中发现，每种釉色的瓷器都与某一窑口有对应，时代越早的瓷器，越是如此。在多种多样的古代瓷器中，藏家不太可能将各种窑口和釉色的瓷器都归属于自己，相对个别的选择某一釉色的瓷器也就成了普遍。这种选择，乃情之所系所导致，既与兴趣、爱好相联系，也与学识、品位相关联。当然，移情于另一种釉色和窑口瓷器的现象也多而有之，这种改变，则是鉴赏水平有所提升的表现。
记得在十多年前，与我相识的几位藏家对古代青瓷都不屑一顾，问其原故，答之古代青瓷的形态少精巧，釉色也缺绚丽。对这种认识，考古的同行赞同者甚少。好在如今返璞归真之风渐猛，这种视古董与工艺品相等同的认识已经落伍。近年来，有不少人对古代青瓷开始关注起来。细心的藏家也会发现，如果在自己的藏品中有一件古代青瓷，定能获得比拥有明清官窑瓷更为重要的心理感受；甚至没有其他瓷器来陪衬，只要有这样一件古代青瓷，也常能取得类似的效果。
青瓷，尤其是五代以前的古代青瓷，大多器型规整，色彩碧嫩；重心偏下的造型，能展示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沉着与庄重，而幽幽的青色，则是华夏祖先个性品质接受最初启蒙的一种体现。青色，理所应当成为我国首选的传统古色，它所具有的执著、朴实的性格，既符合国人的审美情趣，又与儒家思想的底蕴十分合拍。不可否认，在青色作为主导色调的历史期间，青瓷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东汉生产出青瓷的那时起，青釉瓷器便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可和推崇；在这里自然有心灵的倾注，更有民族文化的背景。
江西是青瓷原产地之一。能与著名的浙江越窑相比肩的江西洪州窑也在东汉时便烧出青瓷。到了唐代，洪州窑成了我国著名的窑场，并跻身于当时的六大名窑之列。现在的丰城市、南昌县是洪州窑的发源地和主产区，因这里在隋代归属于洪州而得名。考古发掘资料充分证明了洪州窑的制瓷水平在两晋时已处于全国的前列。随着历史的发展，洪州窑的窑场迅速扩大，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隋唐时期，达到了高峰。这一时期的洪州青瓷，器型繁多，图案布局规整；压印、刻剔、镂孔和堆贴技法水准较高；其釉色绿中呈蓝，有些显黄，玻璃质感较强。在纹样上，通常有重圈纹、重圈环点纹、重圈环水纹、双层重圈间弦纹、篦纹、梅花纹、联珠纹和莲瓣纹等九种。并且在这一时期，还生产出少见的玲珑瓷和褐釉点彩瓷。如此之多的器型式样，如此之美的莹嫩釉色，如此之妙的装饰技法，使洪州青瓷成为各代人审美视觉中的美丽世界。
说来惭愧，这种美丽世界在我从事考古工作前还没有归结于自己的审美视觉之中。记得在大学读书时，曾翻阅到唐代陆羽的《茶经》，“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并定为洪州瓷为最“次”，而越窑瓷则名列唐代六大名窑之首的记载，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在这种思维定式的左右下，情之所系自然不在洪州青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南昌县参与挖掘一座东晋大墓，当墓中十余件青瓷出土时，在场之人无一不为它们那种真切、细致、清丽的神态和色泽所折服。细看之后，忽然有人问我道：“它们都是越窑青瓷吧！”我因有洪州青瓷最“次”的印象，想都没想，居然回答说“肯定是的。”后据资深考古前辈考证，此墓出土的青瓷均为典型的洪州青瓷，并且在洪州窑遗址中找到了它们的“夭折伙伴。”当时我那个错误的回答，可以作为对洪州青瓷一种由衷的赞美。当然，只此一句话，差点把这批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洪州青瓷的“祖籍”搬到浙江越州去了。
从此往后，情之所系渐渐移向了洪州青瓷。尤其是在读到范文澜老先生的“陆羽以瓷色为主要标准，只能是饮茶人一种偏见”之后，使我更加内疚。真没有想到洪州窑在唐代时，就能生产由韦坚选为“贡品”并得到玄宗皇帝赞许的精美青瓷，这也是洪州这片土地的骄傲。”
（文中所列四件青瓷均为南昌县博物馆收藏）(李放 大江网-江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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