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轻微的通货膨胀看上去好像一头逐渐靠近的猛兽。在这头猛兽的面目变得越来越清晰之后，意见原本未必一致的各路宏观调控部门便有了共同的目标，七手八脚地赶来企图趁早将之降服。然而，处于转轨期的中国经济不免有些特别的地方，例如光用市场手段似乎还难以制服预期中可能出现的通胀猛兽。

　　拿对过热倾向首先做出反应的央行来说，不管是去年9月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例，还是今年3月再次调整法定准备金比例，实行差别准备金制度，同时向上浮动央行对商业银行再贷款和再贴现的利率，都无法起到毕其功于一役的效果。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市场经济不成熟，银行、国企、地方政府各个环节都有些疙瘩，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于是，可以看到行政和计划手段的上阵。如果只是要达到经济降温的目标，“开会最有效”这类说法的确点中了转轨经济的要害。既然一些市场调控手段不是特别有效，新办法对付不了老问题，那么用老办法就要有用得多。前段时间对江苏“铁本案”的果断处理，显然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等铁腕之下，还能有多少地方政府和企业敢顶风而行？发改委近日亦出台《关于严格控制出台涨价项目的通知》，企图防止居民消费价格过快上涨，避免城市居民支出增加过多。

　　问题是行政手段和限价手段痛快则痛快，却会扭曲市场信号，给市场带来新的问题。由于“铁本案”等个案处理没有在根本上理顺转轨市场的投融资体制，不可避免会扭曲转轨市场中的合理预期，很难在不同地区形成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限价措施据说考虑了城市低收入群体对消费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用意固然良好。不过，这种扭曲价格的管制行为将产生的负面效应，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已经显现得很清楚。有意思的是，5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草案)》，决定从今年起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其中的矛盾之处显示出转轨时期宏观调控的杂沓局面。

　　在这一轮七手八脚的宏观调控开始显出成效之后(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近日指出，宏观调控措施的效应正在显现)，或许应该追问，即使经济局部过热可以确证，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否就紧张到只能顾及控制过热，而无法顾及常态的市场机制建设和发展呢？如果说为了控制过热而在市场健康发展上失去太多并不可取，那么又如何尽量兼顾控制过热和市场发展？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此次经济局部过热显示的是转轨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这点没有太多疑问。正如中国财长金人庆近日指出，在当前经济情况下，中国不但存在局部地区行业投资过大、经济过热的问题，也存在着农业、能源交通、高科技产业、消费服务业等投资不足的现象。而要对付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财政政策正当用时。和货币政策一样，适当的财政政策可以实现兼顾的目标。针对目前部分行业的过热状况，可以征收行业投资税，从投资需求的角度来抑制部分行业的过热现象。一般而言，单纯依靠银行信贷总量控制和窗口指导，很容易产生资金的寻租空间；而投资税的着眼点从取代资金供给转向抑制投资需求膨胀，可以避免金融控制中的寻租行为。

　　目前金融政策和行政控制热火朝天，财政政策却袖手于旁，未免让人觉得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的思路，其实还远没有穷尽。与其过多采用老办法解决老问题，不如多用新办法来改变经济结构和秩序，既防止过热，又推动市场发展。在转轨期不是没有突破新老办法、新老环境的冲突局面的办法。更多地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联手，从信贷资金供给与投资需求两方面来控制局部投资膨胀，有促进市场发展的更长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