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贝

　　广州市招生部门近日发文严令，今年广州各高考考点一律不得设立陪考区，因为陪考“根本没有必要”，还会因家长的过度关心而增加“不必要的混乱”，“影响孩子的考试”。（见本报昨天A4版）这一规定为“治理”陪考开了个好头。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全民陪考、全社会陪考成了高考的特别“风景”。政府官员连夜落实“消噪”措施，公安交警为考生赴考开绿灯，正常行驶的车辆要改道，考场有蚊子要熏烧蚊香，连树上啼叫的知了，也要落实专人定时驱赶。考场门前黑压压一片牵水挽汤的家长，更成了地球上绝无仅有的高考奇观。

　　考试上大学，世界各国皆然，外国的高考难道没有竞争吗，为什么不会出现这种“陪考综合症”？学生读书竟然要社会方方面面来陪考，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只有陪考才能考出好成绩，这样的学生能有多强的心理素质？又怎能冀望将来能够自立于社会？

　　全民陪考是不正常的，反映出学校的教育观念和社会对人才的评价，存在许多似是而非的谬误和浮躁。除了严重噪音之类会影响考试需要消除，可以说，许多的“陪考”都是人为的，对考试并无多少实际需要。越演越烈的陪考，表明社会已把高考的重要性，提升到不恰当的高度；而相当部分家长对高考的紧张心理，也已达到近乎失控的地步。

　　如果说，“陪考综合症”具体成因与学校的“应考”措施有关，那么，学校这回主动撤消陪考区，不啻是在“治理”陪考上迈出可喜的一步。当然，“陪考综合症”有着更复杂的深层原因，但任何大事都是从小事做起，但愿撤销陪考区能引起我们对陪考的反思。当“没了临场陪考照样出成绩”，就能大大助于更多的陪考现象，在我们身边消失。（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