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春玲

　　最近，美国部分地区又出现禽流感，它让我们又一次想起了自去年起我们经历的SARS，它告诉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此类目前尚未在病理和流行手段方面被人类完全认识的疾病的侵袭还会经常出现，更不用说我们还时刻面临着恐怖主义所带来的化学战和“细菌恐怖”的威胁。因此，如何在体制上建立一套积极有效的防御和处理此类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机制，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记得在SARS流行期间，哈佛大学曾要求去疫区旅行的人员回来后自行隔离两个星期。全球化的结果之一是，地球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都不再是个别的、区域性的，禽流感、SARS之类的突发疾病给世界各地的老百姓生活带来威胁，带来恐惧，给科学家带来更多的挑战，更给公共卫生机制应付此类突发事件的能力带来巨大的考验和从未有过的定位。

　　2003年，当SARS的风暴接近尾声时，我在哈佛大学的校报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消息：担任了6年麻萨诸塞州卫生部部长的霍华德·柯(HowardKoh)加入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任副院长，领导“公共卫生实践”部门。

　　麻州的第一位亚裔卫生部长

　　柯是美国著名的癌症专家，他是克林顿总统指定的国家癌症顾问委员会中的一员。他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杰出服务，尤其是在推动社会戒烟方面的贡献，更为他赢得了许多奖章。他曾到波士顿的中国城为戒烟的打工仔主持庆祝仪式，在他的积极倡导下，麻州是美国吸烟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州。家住麻州的美国最老牌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对这位年轻的后生赞誉有加，称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改善公共卫生制度”的实干家。我对他的赞扬更来自于他多年来对居住在麻州的少数族裔求医问药的关心。由于他作为麻州卫生部长的努力，麻州立法要求所有医院的急诊室中配有各种语言的翻译，这为有语言障碍的少数族裔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柯对少数族裔的关心来自于他是一位出生在美国的朝鲜人的家庭背景。柯是麻州历史上第一位来自少数民族的卫生部长，也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几位之一。他的父母年轻时为了实现美国梦来美，奋斗多年，把6个孩子全部送进了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他的父母坚信教育是外国人在美国的成功的钥匙，而积极参与美国社会则是通往成功之路。柯从小就受到“为社会服务”的良好的素质教育，他没有辜负他父亲对他的期待。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是全美国少数几位在四个领域(内科、肿瘤科、皮肤科，等)考到行医执照的医生，此外，他的公共卫生政策的硕士教育更为他以后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在公共卫生领域脱颖而出提供了条件。

　　柯既是一位学者教授，又对领导公共卫生工作有着丰富经验，他曾带领麻州人民度过“911”以后“生化恐怖战”和SARS的威胁。我对他的访谈主要集中在如何应对此类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上。

　　全球化趋势下对公共卫生的新的定位：国土安全问题

　　笔者：柯教授，去年SARS在一些亚洲地区流行时，远隔太平洋的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们几乎人人都追踪中国的广州地区每天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您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

　　柯：我想SARS的出现让公共卫生领域真正地认识到了全球化的力量。我从没有看到有如此多的麻州医生和科学家每天为广东发生的情况着迷。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人们认识到，全球化使得我们无处可藏。比如，亚洲某个地区的SARS病毒可以非常容易地被带到美国来，广东出现SARS不仅仅是地区卫生问题，是中国的卫生问题，它也是国际卫生问题，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帮助，对于这一点的认识，也许是SARS给我们带来的正面的帮助。

　　21世纪的公共卫生定位和20世纪相比有了非常大的变化。“911”以后，我们面临的“生化武器恐怖”的威胁，这使美国政府意识到，公共卫生不仅仅是国民健康问题，更是国土安全问题。这是公共卫生发展的新的方向。

　　随之而来的是适应这种新的趋势的公共卫生系统的变化。例如，为了对付“生化恐怖”事件，我们越来越多地采取“军事模式”，和国土安全、警察、消防等部门建立起可能的、最紧密的联系，联邦政府卫生部召开州卫生部长参加会议时，联邦政府的国土安全局局长也出席会议。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新的现象。

　　这种定位，使公共卫生领域在国家决策中的地位更加强大，也使它在国际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更加重要。

　　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是个社会系统工程

　　笔者：我们知道诸如SARS之类疾病的发生是很突然的，我们也无法猜测下一个流行疾病是什么。但有一点应该是有把握的，那就是，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总是有突发的流行疾病发生，我们应该对此有准备。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美国的体系是如何预防和应对不可预测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

　　柯：实现公共卫生的关键是预防。它需要我们个人努力，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努力，需要国际社会的努力。应该加强公共卫生教育，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需要一个灵活的，全面的体制能够对付任何对公共卫生的威胁。对付突发事件的基本思路和常规的公共卫生工作是一样的，主要由三个部份组成。(1)我们需要高效的公共卫生监测系统来发现，记录，确认和分析新的流行疾病，因此，拥有一流的实验室和一流的科学家非常重要。(2)我们需要良好的沟通，包括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间的沟通，比如联邦政府通过“疾病控制中心”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一套应对突发事件的程序指南，公共卫生领域和其他部门的沟通，以及和社会大众的沟通。(3)我们还需要高效的行动，需要相关公共卫生人员，如医院人员的立刻行动。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处理这类突发事件需要整个社会的动员，这是个社会系统工程，是全社会的责任，而不是某个医生，某个医院的责任。

　　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是决策的基础

　　笔者：对于一种新的疾病是否会大规模流行是难以预测的，因为科学界对此类疾病的认知往往不多，比如SARS。那么，美国的公共卫生官员如何判定某个疾病是否会对公共卫生在短时期内造成极大的威胁？

　　柯：做出准确的判断的确是很难的。我在担任卫生部长时，时刻要面临这样的抉择。我们的原则是，首先要找到最好的科学家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准确的信息，立足于科学家的分析，以科学家的工作为决策基础。实验室的研究结果和流行病专家的分析对我们的决策是十分关键的。然后我们考虑如何防止伤害的发生。

　　在美国，州卫生部长是为州长工作的，他们是州长班子中的一员，所以如果基于科学家的分析，我认为有疾病流行的可能，我要先和州长沟通，和联邦政府沟通，此外，对地方公共卫生官员，医院的管理者，我们都要提供信息。在遭受“生化恐怖活动”威胁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和不同的部门人员召开电话会议，交流最新的发现。

　　公众的信任是避免社会混乱的关键：及时提供准确的信息

　　笔者：在出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如何判断向大众发布信息的最佳时间呢？我们不希望引起公众的慌乱，也担心经济上的影响，比如对旅游，农业的影响。

　　柯：是的。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在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了解疾病和及时让公众知道信息间如何做判断。一个基本原则是，我们必须要让公众了解实情，如果威胁存在，应立即向公众发布信息。在出现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要使社会避免慌乱，取得好的效果，就必须得到公众的信任，这种信任关系对在突发事件中维持社会的稳定非常的关键。而信任关系是建立在向大众提供实情上。一旦大众知道你有所隐瞒，就无法相信你说的一切，即使它们大都是真的。经济上的影响当然是一个担心，但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治疗疾病所需的花费会大大超出旅游不景气给经济带来的损失。

　　以上是笔者对柯教授的访谈内容，希望柯教授的一番美国经验能对中国建立有效的公共卫生体系以对付突发的流行疾病提供一些启示。

　　[作者简介：哈佛大学医学院卢春玲博士，经济学博士，研究范围涉及经济学、公共卫生领域、国际关系（美国已将公共卫生定义为国家安全，因此属于国际关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