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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公房制度给我们造成了怎样的不快，都不能阻止我们进入换房时代。今天，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把往事留在了公房，把精彩抖擞在自己的第二房。随着中产数量的与日俱增，更多持有温和价值观的人，开始不动声色地过上了二房生活

　　本刊记者/李径宇

　　李挺(广告公司经理)：“二房”解放了我

　　我是在1992年离职后开的公司。先前是北京市直属某企业的一个副处级干部。眼看着快40岁了升迁无望，就选择了背水一战。和当时许多纷言下海的人一样，我将身家性命都押上了。起初，连注册公司的资金都不够，于是想到了卖房。可单位说，房屋产权还不属于我个人。

　　有那么几年，我工作在外面，而住的房子却是公房，说实话，有时还真底气不足。尤其是单位以前的同事闲聊说，又有多少新来的大学生时，我就很担心。

　　后来，我爱人提醒我，当年这房子是花了1万多元钱才住进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也有一部分产权。但这无济于事，单位的房子据说开始吃紧。不久，单位成立了清房办，要撵我们出去。

　　围绕公房的斗争在我们单位搞了将近3年，但收效甚微。没房的依旧没房，反倒是有房的人陆续地在外面买了新房。那时候，没有人承认自己外面有了“二房”，就是生怕单位将公房收走。

　　1996年我在亚运村附近买了房子，2000年，又在中关村买了一套大的。每一次买房，我都想把公房卖掉，但因为没产权证，只好作罢。到2001年，单位让我补交了4万元后，这套公房才属于我。

　　对我来说，公房是年轻时代的回忆。生活在公房时，你挣多少工资，别人都能精确到小数点以后。你一个星期吃了几次肉，别人都很清楚。大家坐在一起，谈论最多的话题都与单位有关，而且，大都是飞短流长。

　　现在，外面有了房子，我才算是真正地自由了。我和愿意打交道的人来往，不再被迫应酬。我走进院子里，就完全放松了，不必再担心别人的眼色。说到底，第二套房，给了我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

　　牟勇仕(软件公司副总经理)：“二房”生活让我安静

　　住公房时，我快乐，但那种快乐是小富即安的快乐，是自我封闭的快乐。那时，大家都按部就班，基本上，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而且对由级别不同所产生的些许待遇不同也认为是很正常的。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公房里过的是一种相对单纯的生活。

　　我始终没有卖公房。起初，是为了上班方便;后来，单位搬迁，这套房子也就完成了它对我的历史使命。我也想把它卖掉，也是因产权问题没有卖成。结果，就租出去。等到后来，我完全得到了它的产权后又不想卖了。因为，我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也不急着将它变现。于是，我实际上也过着你所说的那种“二房生活”。

　　我的二房生活是：将新房当作身体生活的地方，而旧房是我灵魂修养之处。我经常会睡在旧房，一个人想问题。房子里挂着许多老照片，也有我年轻时的奖状。我在阳台上放了一张藤椅，一把茶壶。一切都停在当年，惟独我生活在当下。

　　我今年43岁，还不算老。新房让生活充满激情，旧房又让我安静而感恩。事实上，如果当初这套房子早就属于我的话，说不定已经将它卖掉了，而正是因为公房不能卖，所以，让它侥幸保留至今。

　　前段时间，一个老邻居和我在旧房碰面，走进院子，看到里面生活着群老头老太太，以及零零散散的陌生年轻人，于是便怅然若失，而他家以前的阳台已经破败不堪。站在楼下，心疼得他不知说什么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