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婷

　　因为一本本以“行走”为主旨的作品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也许，人们可能已经淡忘了余秋雨曾经的一个头衔——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以及他曾经写过的诸如《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这样的学术专著。

　　《笛声何处》是余秋雨最近推出的一本专门论述昆曲的作品。其中的一些篇章源于1992年作者应台湾《联合报》之邀，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发表的一个有关昆曲的演讲，另外的是“以前从事这方面研究时留下的一些文字。”如此，我们知道这本《笛声何处》记录的是余秋雨作为一个戏剧文化研究者对于昆曲的感悟。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昆曲总是以“空谷幽兰”的高雅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其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的“万余人齐声呐喊”，以及“万余人”中的雅俗共赏都已风光不再。是什么导致了昆曲的极盛，是什么注定了昆曲的衰微，昆曲作为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给后人留下了些什么，今天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沉甸甸的馈赠？……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回答贯穿了整部作品。也许因为当初文稿是用于演讲，故作者采用的是边走边问，边问边答的写作方式，这就给阅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在好奇、探究之心的牵引下，貌似单调高深的理论文章同样能给人以阅读的兴奋与刺激。

　　譬如说到昆曲由盛及衰时，作者认为，缺乏出色的剧本创作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昆曲从以剧本创作为中心的发展轨迹渐渐走到了以舞台演出为中心的道路上后，固然吸引了更多的参与者爱好者，但是没有扣准时代脉动的创作，没有表现社会精神生活的作品，演员们腹内囤积再多的曲目也不能阻挡昆曲越来越曲高和寡的颓势——“它太长，太完满，太缓慢，太文雅，太刻板……它被素养高超的艺术家们雕琢得太精巧，使它难于随俗，不易变通。”

　　譬如说到《牡丹亭》的反叛精神与人文主义指向时，作者着重分析了为什么汤显祖在这本伟大的作品中所展示的希望与曙光最终未能成为中国社会产生质变的辉煌前奏之一。在这个领域的思考中，余秋雨所具备的对中国历史的研读给了他相当丰厚的养料与支撑，使他“以剧证史”的努力既新见迭出让人耳目清亮，又旁征博引让人深思而有所得——“中国封建社会历来走着吞没和排除新思想、新事物的路途。……到汤显祖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全面崩溃还远，它的调节功能还在发挥作用，因而还有足够的力量把汤显祖的新鲜思想吞没掉。”

　　余秋雨在《笛声何处》的“自序”中说到，“中国历史充斥着金戈铁马，但细细听去，也回荡着胡笳长笛。”“这本书要捕捉的，就是曾经让中国人痴迷了两百年之久的昆曲的笛声”。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来考察，考察余秋雨以“行者”的身份所进行的《出走十五年》，也许我们更能于细微处明白胡笳长笛的兴衰。

　　1987年，余秋雨携《文化苦旅》亮相《收获》，他的那些长短篇什由于被认为是既不像学术又不像散文，于是得了个专门的名词——文化大散文。一时间，“文化大散文”成为大小报刊、杂志最抢眼的新贵，说好说坏的不一而足。然而别人怎么评说，怎么模仿都是次要的，作者本人看重的是一次次远行的终极目的——归家，回归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出走十五年》中收录了余秋雨考察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十五年间写下的部分文章，尤以世界文化部分为主。开罗、巴格达、魏玛、新德里、新加坡……余秋雨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各大人类文明兴衰之地，他的思路也随之绵延到了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然而不论他看见甘地的遗言，还是在枪口林立的中东冒险通关，还是穿行在诞生了莫扎特与歌德的大陆上，余秋雨的基点没有发生变化，他总是站在一个中华文化继承者的立场上来考量他的所见所闻。

　　对于文化的积极继承而言，理性的批判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清晰冷静的自我拷问，任哪一种高古悠久的文明都不可能长盛不衰。看一看余秋雨本人选定的篇目就可以了解他对这一点的重视，收入《出走十五年》中论及中国文化部分的篇目有：“风雨天一阁”、“一个王朝的背影”、“苏东坡突围”、“遥远的绝响”等。上述文章的安排似乎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余秋雨试图用行路来为读书释难解惑。这企图能否奏效？作者的回答不是一个名词，不是一个长句，它是一个动作，是一个状态——永久的远行。

　　明白了余秋雨考察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用意，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他笔下的昆曲。在《笛声何处》中，余秋雨对昆曲这个文化现象及其包容的大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作了一次个性十足的解读，他既理性地阐述着客观的事实，又感性地沉醉于浪漫的氛围，一方面他冷静地劝告大家“昆曲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这是不必惋叹的历史必然，人们也不必凭着某种使命感和激动去做振兴的美梦。”另一方面他又幽怨地表白心迹：“一个民族的艺术精神常常深潜密藏在一种集体无意识之中，通向这个神秘的地下世界需要有一些井口，昆曲，就是我心目中的一个井口。你们即便不喜欢它，也无法否认它是井口。”

　　你看，昆曲这支悠远的长调，就如此缠绵在每一个深爱着中国文化的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