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上午，北京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对即将展开的水价调整举行了听证会。北京市水务局、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公司和北京市给排水集团的发言人分别就水价调整的必要性发表意见。根据他们提交的建议，北京的水资源费每吨将上涨0．5元，污水处理费每吨将上涨0．3元。也就是说，现在居民用水将从每吨收费2．9元增加到3．7元，增幅达27．6％。人们更关注基础水价的制订，有关部门推出的参考标准是一户四口人每人每月3吨水。有听证会代表指出，如果按这个标准执行，北京水价在全国就算最高的。而市民对此反映，烧开水总有水碱，水价提高但服务如何是让人关心的问题；而且，除居民用水外，工业、洗车等行业用水价格也将大幅度提高，像洗浴用水有可能涨到每吨100元。这些增加的费用是否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也为人们所担心。还有，现在北京有些地方用水还是采取大锅饭形式，有的住户把房子租给了别人，却仍按原来的户口登记人头收费，还有人明明住着，却以未曾居住为借口拒绝交纳水费；绿地喷灌很多水都喷洒到了人行道上；工地地基排出的废水理应回流到管线，但由于缺乏管理而被不少人用来做经营性洗车业务，一晚上就能洗约30辆车。（6月4日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

　　北京水资源缺乏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记得20多年前曾经听到过人们讨论是否要迁都，理由就是北京的水资源将面临短缺。由于申办奥运会，这种水资源匮乏状况的报道曾经被有意压下来。

　　当然，缺水的并非只有北京，还有天津、山西、上海、江苏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或者说，中国有一半的行政区域都面临着水资源紧缺的局面。媒体报道，在1980到1982连续三年位居全国首富县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是我们母亲河黄河的发源地，那时玛多畜牧业非常发达，当地政府号召其他地方的人到那里去放牧，结果造成过度放牧，植被迅速破坏，牲畜吃不到草就连草根吃掉，1．2万人口的县拥有的2．5万平方公里草原无可挽回地迅速沙化，现在沙化退化面积已经达到70％，牲畜数量也从当时79万头下降到如今的23万头，大量牲畜由于饥渴倒毙，牧民都懒得收拾其尸骨；河水断流，原先4000多个湖泊只剩下1000多个，发电站无水可用而停止工作，人们重新回到蜡烛时代，人们担心最后连吃的水都没有了。

　　事实上，黄河在下游乃至出海口处出现断流，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从黄河发源地的情形看，我们实在不能不担心未来的局势。

　　但与此同时，作为中国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地区之一，宁夏银川却正在进行着“塞上湖城”建设。银川是个水蒸发量和渗透量超过降雨量10倍的地方，而这个项目计划使用的黄河的回流水，必然加剧黄河水资源的紧张局面，危及整个华北的安全。

　　在这种大环境里，北京单方面提高水价，相对于全国水资源保护与利用状况的改善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北京目前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8，国际水平的1／30。不过，有资料显示，如果北京一些中型企业中的一个停产半天，节省下来的水够北京居民用上好几天。换句话说，在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方面，在水资源领域暴露出了尖锐的矛盾。

　　据了解，北京水务部门是一个常年亏损单位。值得反思的是，深圳水务部门人均收入是北京同行的3倍，但深圳水价却没有北京高。虽然水环境方面有差异，但即使如此，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北京水务部门管理上存在着不少问题。类似前文所说的随处可见的浪费水的现象到处都是，而且随着城市管理难度加大，人员流动性提高，房屋私下出租率也越来越高，按照户籍人口数量征收水费就显得有些迂腐。从这点上说，如果仅仅提高水价而管理水平依然如故，那么就会出现民众为政府部门的无能买单的状况。

　　同时，就像北京的固定电话费用在全国最高一样，如果按照这次听证会上提出来、并为与会者基本赞同的提高水价的基本思路，北京水价又在全国位居第一。但是，从人均收入上看，北京并非全国第一。曾经有种说法，北京的生活支出已经位居全球第五位。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但还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于北京生活高成本的关注；而这种居住成本直接影响到了城市对于人才、资金、企业等资源的吸引力，也就是说，如果北京的生活成本太高，这可能导致把城市的竞争优势拱手让人。

　　还有，据官方统计数字，北京尚有22万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如果考虑到统计口径以及流动人口，该数字还会更多，那么这些人的水费该如何收取？北京市有关方面对这22万贫困人口表态，将可能有所补贴。那么22万以外的人呢？众所周知，核定贫困是有个界限的，如果超过这个界限哪怕一元钱，也不属于这个范围———那么如果按照这次会议上的收取标准，是否会导致一部分城市人口陷入隐性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