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彦龙

　　管住审判过程中法官和律师的关系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应强化对审判结果的司法审查。不妨确定这样一个原则：如果一审和二审判决在适用法律上出现重大分歧，不妨引入有罪推定，对两次审判的当事法官、律师等展开司法调查，此举应有助于净化两者间的污浊

　　最近的一个大案可谓惊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13名法官受贿400万元，而行贿人，竟然是律师，且有44人之多。

　　按理说，法官受贿风险很大。首先来自内部审判权监督制约机制。按照规定，稍微复杂一些的案子，主审法官甚至庭长都难以左右最终判决，通常得提交合议庭，乃至院一级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评议。由此，这个案子的“话语权”，就扩大到了很多人。

　　但，体制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武汉中院还有一条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你有我有全都有”。在民事审判部分，无论案件由谁主审，只要是参与案件审理、评议、把关的人员，从审判员、庭长到分管的副院长利益均沾。在这条“规则”作用下，审判权的监督制约程序，竟然演变成内部人的利益分配程序。

　　利益均沾，将监督制约机制消弭于无形。

　　其次的风险本应来自当事人。官司双方必然非常在意输赢。如果有明显的枉法，上级法院二审监督就发生效力。但是，世界通行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在这个时候成了挡箭牌，比如在刑期3—5年的范围内选择3年，甚或再来个缓期。如果没有过硬的证据，判定一个法官受贿枉法很难。

　　相对于法院内部的监督机制，律师按理说是具有强大威慑力的监督主体。他们是法律专家，对法律的裁量，特别是法官的自由裁量具有准确的判断力。一个判决的背后有没有猫腻，他们心知肚明。

　　然而，一些律师却堕落成官司掮客。从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整个社会关系庸俗化的暗影。

　　法官懂法，律师懂法，这两种本来具有制约关系的人，竟能沆瀣一气，使法院内部监督、上下级监督、人大监督、检察监督等体制，顿时失效。

　　也许正是基于问题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今年3月出台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全文一共用了25个“不得”、13个“应当”，如“律师不得违反规定单方面会见法官”、“当事人委托的律师不得借法官和近亲属婚丧喜庆事宜赠送礼品”等，基本上囊括了法官和律师可能发生的所有关系。

　　然而，要确保这部规定得以有力执行，如果仅仅是“欢迎举报”，恐怕会因为当事人的种种顾虑而难以收到实效。不少律师和法官本来就是同校毕业，一部分人还师出同门。他们聚在一起，可以说是“勾勾搭搭”，也可以说是切磋法律。笼统地“不得”，恐怕管不住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此，管住审判过程中法官和律师的关系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应强化对审判结果的司法审查。不妨确定这样一个原则：如果一审和二审判决在适用法律上出现重大分歧，不妨引入有罪推定，对两次审判的当事法官、律师等展开司法调查。这种高压，有助于净化两者间的污浊。

　　《华东新闻》 (2004年06月09日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