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彩的家中从来就没有设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极左年代基于当时某种政治需要而被刻意夸张和虚构出来的。当时经常帮我们忆苦思甜的冷妈妈，说了太多不应该说的话。”“水牢”原本是存放鸦片的仓库，而“刑具室”、“行刑室”只不过是刘家摆放瓷器和年货的储存间。事实上，我们原来关于刘文彩的许多恐怖性的记忆和联想，都是基于当时某种政治需要而被刻意夸张和虚构出来的。

　　看了《刘文彩真相》这本书，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接受这些是真的，因为我曾被引导着对刘文彩怀有无比的恨。但我又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家乡）的不少农民回忆说，刘待人厚道，常对邻里乡亲扶危济困，特别是到晚年，他个人出资2．5亿元（折合当时200多万美元）兴办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并刻碑明示：“学校成立之日，刘家不再对校产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我的确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刘文彩，刘文彩的乡亲没有必要也不会编些瞎话吧。

　　面对尘封许久的真实，我们是否要怀疑历史学家们的良心和责任了？这么久了，历史学家们为什么选择了沉默？我可以理解他们曾有的随波逐流和沉重的无奈，但我不理解为什么今天才有人站出来说句真话。终于有人站起来说话了，说得真实明白，虽然晚了些，但仍可见历史责任感不灭。我们不想为刘氏翻案，只想了解一段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一面镜子。但愿有更多的历史学家扫去真实上面的尘土，为了后人能把真相看个明白。随心所欲地塑造一个人的形象，那是电影的事，如果搞历史的也像编电影，从长远来看对谁都没好处。我们应吸取这方面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