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把高考看得特别神圣，可身边发生这样的事情后，感觉高考不是想像中的那么纯了。”提起4年前震惊全国的嘉禾高考舞弊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的欧阳优记忆犹新。当时，她还是湖南郴州一所中学的高二学生，嘉禾是郴州辖下的一个县，她的一个表哥就在当时舞弊的那个班上。身边发生这么大的高考舞弊，自然让来年参加高考的她对规则公平的预期产生了怀疑。

　　2000年对于高考也许是一个分水岭，除了嘉禾，广东电白也发生了一起集体舞弊案，两起影响恶劣的舞弊大案惊醒了很多只知道埋头苦读的人，搅浑了公众对于高考的公平认同———应该说，欧阳优当年的精神压力，典型地反映了人们对于高考公平的复杂心态：舞弊的盖子打开了，公平何以立足？然而，接下来几年，舞弊暗流并未因“严查”而得到有效遏止：曹县一中替考案，陕西榆林、横山、南郑高考舞弊案……媒体无奈地在揭露这些舞弊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高考公平的堤坝面临被舞弊暗流冲垮的危险。有鉴于此，“坚决治理考场腐败”成了政府今年在高考领域最关心的事。教育部官员在考前对考点的检查中强调：要坚决守住高考这块净土，不允许社会不正之风影响高考的公平公正，重点打击有组织的集体舞弊，对代考替考利用通讯设备作弊要加重处罚。

　　中国历来重视考试制度。从社会功能上讲，考试制度作为人们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一条重要通道，不论古代的科举制度，还是今天的高考，对于维护社会公平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从今天的高考舞弊事件很容易联想到帝国时代的科场舞弊大案。清朝对科场舞弊的惩治要比今天严厉得多。史书记载，顺治十四年“审出考官李振邺等7人赃证有据，七人俱着立斩，家产籍没”；康熙50年“江南发生科场不公案”，至康熙52年定案，“考官分别革职、处死”；还有一个我们熟悉的例子是，光绪19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科场案入狱，周家变卖产业营救，鲁迅到亲戚家避难，家道中落。

　　有学者从人口增长的角度分析科场舞弊的发生：清代人口由清初的不足一亿，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达到约四亿三千万，人口总量增长所带来的考生增加，使科举之途越来越窄，压力下舞弊潜滋暗长。这种解释同样可以嫁接到对今天高考舞弊案的分析上。虽然社会各阶层流动的通道日益多元化，但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仍是最体面、最重要、最经常的一个途径。于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压力，在有些人孤注一掷的投机心理下，很容易扭曲成对舞弊的选择。所不同者，帝国时代一次对科场舞弊严惩所产生的威慑力，可换来8至10年的科场清静，而如今由于法律法规的现实境况，这种威慑周期已然大为缩短。

　　高考舞弊行为能够得到根除吗？似乎很难抱一种完全乐观的态度。正如一位曾深入实地采访过嘉禾舞弊案的记者所言：舞弊案背后常常有着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官员与其他县市比拼政绩，升学率高的学校可以多收学费，老师可以拿到高额奖金等等———逾越规则的投机和冒险很容易在利益的勾结中得到膨胀。电话采访中，另一位郴州籍的学生李健辉，嘉禾舞弊案发生在他参加高考的那一年，谈到治理高考舞弊时，他很悲观。

　　然而，我们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实现公正，必须有刚性的制度作为支撑；而这种刚性制度的设计，又必须立足于保证机会的平等或者起点的平等。目前，社会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之本，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是一系列社会不公的重要源头。那么，达到教育公平的支点又是什么呢？是高考。高考是守住社会公平底线的一根刚性标尺———虽然高考承受着诸如应试教育、分数挂帅等许多骂名，但这些骂名正是它作为一个刚性制度，在维护起点平等上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还有什么是比高考制度之下的图景更有公平气质的东西呢？经过高考，来自乡村的人可以和生长在城市的人生活在一个宿舍的上下铺；经过高考，新疆边远地区的小伙可以和北京城里的姑娘牵着手走在清华园；经过高考，穷人的后代可以和富人的子孙在联想、华为的招聘会上平等地争取工作机会。下层经过高考步入上层，农村经过高考与城市融合，社会各阶层由此得到健康的流动———而这些和谐的图景，在高考舞弊的阴影下正面临被破坏的危险。

　　正如有学者指出：相比较而言，高考仍然是我们社会目前较为干净的一块地盘，是目前最公平最严格的考试制度。我们很少在其他问题上看到社会各界有像对高考纯洁性那么严格的要求，传媒有这么密切的监督，政府有这么快捷的反应，案发后人们有这么强烈的震惊与关注。全社会的这种“洁癖”，反映了我们时代对于人生起点公平最热切的呼唤。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打破一种信仰非常简单，而重建信仰则异常困难———当年的嘉禾舞弊案等一系列高考舞弊事件，闪电般击碎了千万个欧阳优们对高考公平的神圣想像。今天，要想弥合社会心理的伤痕而重建神圣，社会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