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重大考古发现：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判定，这次发现不仅是一个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事件”，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事件”。

　　理由有二。其一，在听完考古专家的介绍后，余姚市委书记在“第一时间”表态——“我们这里完全有资格申报世界遗产”。1973年余姚市发掘出河姆渡遗址时，国人尚不知晓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是个什么概念、能带来多少“好处”；今天他们知道了，地方党政领导理解得尤其深刻，所以才能不失时机地脱口而出上述颇为“专业”的评价。

　　其二，当年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改变了只有黄河流域才是中华文明摇篮的传统观点，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这一结论在当时更多的是呈现出单纯的文化学意义。而后来，与名人籍贯归属权的争论一样，文明起源的南北之争也变得日趋复杂，变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话语战场。所以我们完全不应该怀疑，此次的发掘会成为博弈的重要砝码，在一次次的话语游戏中逐渐“增值”。

　　上海国际电影节重金设“亚洲新人奖”

　　6月5日开幕的第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宣布，“为发现、挖掘和推出亚洲电影新人，让世界关注亚洲电影的新生力量，本届电影节特别拿出30万元人民币重金新设国际电影论坛‘亚洲新人奖’”。

　　创立于1993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惟一的一个国际电影节。“国际”不仅仅是一个商标，也不仅仅是指邀请一批来自世界各国的电影参展，它同时也意味着有义务提供一种视角、一种关注和一种姿态。

　　“亚洲”的意义只有放在“国际”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获得彰显，而“国际”在“亚洲”缺失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所以，“亚洲新人奖”的设立正代表了一种具有“国际”气度的视角、关注和姿态。

　　据报道，韩国、印度、日本、新加坡、越南、斯里兰卡、泰国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都对今年新设的“亚洲新人奖”兴趣浓厚，报名参评的电影有近30部。而在刚刚公布的10部入围名单中，华语电影———中国内地影片《云的南方》、《一百万》以及台湾影片《黑狗来了》占据了3席。

　　常香玉逝世：

　　又一个“德艺双馨”的文化人物去世了。她的头衔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优秀文艺工作者、共产党员。

　　出生于1923年的常香玉，虽然很早就已在戏班成名，但在1949年以前，她的身份始终是一个“戏子”。是解放让常香玉“脱胎换骨”，她被改造为一个光荣的“文艺工作者”。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她和她的香玉剧社捐赠了一架飞机，从此她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在赴朝鲜前线慰问演出时，她大受欢迎，空军指战员甚至用击落的敌机残骸为她制作了一件纪念品。

　　所以，常香玉的符号意义是巨大的，她身上承载的是民族、国家话语赋予“艺术”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涵义；豫剧也因此成为受到“全国人民”关注和喜爱的地方剧种之一，在春节联欢晚会这一颇具象征意味的舞台上经常“露脸”。

　　而在这种涵义正在逐渐消解的今天，作为其载体，常香玉的逝世无疑构成了一个文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