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有点吓人，但我还是在说上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一些重要但到现在我们仍然挺陌生的思想线索，即关于技术（科技）的哲学讨论。

　　有说如果大家（尤其我们搞人文的）不掌控技术———正好印证了查尔斯·斯诺在1959年说的“两种文化”———那么，就只能给技术掌控我们。

　　事实上，持后一观点的人已不少，足够传染技术恐惧症，散播“负托邦”（dystopia）想像，滋养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并让现代勒戴特（Luddite）继续有市场。

　　曾经有一度大家对技术发展抱着正面乐观的看法，认为技术是人类进步和理性控制下的一种中性工具，所谓“直线的工具主义”，尽管培根在17世纪已说技术发展的影响将大于帝国。

　　可是经过两次大战和核战威胁，到了上世纪中，人文知识界（一般人倒不见得如此）气氛开始变了。在被称为第一代或经典技术哲学家的著作里，对现代技术的观感变了负面，甚至出现悲观主义的决定论：技术决定人文。

　　1962年，海德格尔早期的《存在与时间》终于有了英译本，1964年，马尔库塞的《单维度的人》和雅克·埃吕尔的《技术社会》面世，加上之前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汉娜·阿伦特、刘易斯·芒福德、阿诺德·盖伦等的著作，对技术的批判到了前所未有的哲学高度，技术不再是为人所用的，而是“自治系统”（埃吕尔）、“超机器”（芒德福）、“分析的划一性”（马尔库塞），“统治特征”（海德格尔），现代技术被认为是自主力量，并反过来框架了人和文化，正如另一技术思想家麦克卢汉在1964年所说：“我们人类变成机器世界的性器官”。

　　不过，就后来的发展而言，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还是留下了思想资源，让第二代的哲学家能走出第一代技术哲学所描绘的单一化负托邦。

　　首先是技术哲学的相关学科———科学哲学———在1962年有两本名著出现：卡尔·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和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波普尔谦虚的科学可错性观点，背后是一种对知识可以积累的乐观。库恩则否定了有本质的大写的科学，而是通过科学家共同体的论述，来看各类科学解释典范的冒现，是科学哲学转向经验研究。

　　另外，跟海德格尔一样，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也于1962年有了英译本，他与当时完全被遗忘的杜威和乔治·赫尔伯特·米德，将为后来技术哲学的转向提供社会建构主义和处境化具体嵌入的实践哲学进路，大写单一的技术变成多种不同的技术们，不是上一代哲学家抽象概念中的铁板一块无可救药，而是有不同的历史、路径和文化，故此才能改变。

　　新一代技术哲学家的特点是，既重视上一代忽略的经验研究，又转化了上一代的哲学见地，见诸安德鲁·芬伯格之于马尔库塞，兰登·温勒之于埃吕尔，唐·伊戴和艾尔伯特·鲍尔格曼之于海德格尔，休伯特·德雷福斯之于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保罗·杜尔宾之于杜威和米德，以及技术史家卡尔·米查姆总结工程界和人文界的技术看法。

　　1965年，麻省理工的哲学助理教授德雷福斯替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写了一份叫“炼金术与人工智能”的报告，用知觉哲学角度指出当时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研究的局限，是现象学引导技术研究的著名案例。德雷福斯后以《计算机不能做什么》等书持续影响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研究。

　　值得一提是1960年，太空运输研究者曼弗雷德·克纳斯和心理病学家内森·克莱恩创了一个新词：赛包克（cyborg），是控制论和生物两英文字的部分并凑，指电机生化合体人。这样的人还算是人吗？或许，在现代科技世界，人早是杂组的赛包克。就是在这样的脉络下，在1985年，从事女性研究的加州大学教授唐娜·哈拉韦写出了著名的《赛包克宣言：1980年代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普罗米修斯的火、雅典娜的科学、赫菲斯托斯的技术从来是与人共进化的，新的技术哲学在矫正上一代人文思想里的反技术“负托邦谬误”，做了重要的示范，堪为人文界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