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际上描述了一个中华文化的崩溃过程。这个过程反映在教育上……从此，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中华民族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这种教育的后果：‘礼崩乐坏’，‘学绝道丧’。”

　　经典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价值

　　卢跃刚（以下简称卢）：蒋庆先生，你给我的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粗粗浏览了一下，从《孝经》、《诗经》到王阳明的《传习录》，19部儒家经典，15万字，832课，洋洋大观，工程浩大，是你一个人编选的吗？

　　蒋庆（以下简称蒋）：是我花了两年的工夫编选的。所选都是中华文化经典中的精华，每课100字左右，是精中选精，正如我在后记中所说，是“宝中探宝，金中拣金”。

　　卢：你的“精中选精”是什么含义？

　　蒋：“精中选精”是指精华中的精华，其标准是，经典中最能体现圣贤义理价值的核心部分，即经典中最能体现常道常理所蕴涵的思想精髓。

　　卢：你的教材对象是3～12岁的孩子……

　　蒋：蒙童，对象是蒙童。

　　卢：我看了一下，大人也可以读，很多内容我就没有读过。我注意到，你编的不是读本，是诵本。

　　蒋：蒙学教育就是背诵教育。孩子12岁以前背诵能力强，称为“语言模仿期”，12岁以后接受能力强，是“理性理解期”。背诵经典就是在儿童记忆力强时记住经典，长大后就逐渐会理解经典的义理内容，如果儿童在幼时不能记住经典，长大哪里谈得上理解呢？所以牟宗三先生说：少儿读经是中华文化的储蓄银行。中华文化最好的货币就是经典，在年幼时将最好的货币存在他们心中，他们长大后一定会知道怎么用。

　　卢：读诵经典有一个困难，就是一些汉字的古音与现在不同。我注意到，你编选的《诵本》全部标注了拼音字母。在你之前有人做过这种工作吗？

　　蒋：已经有多人用拼音给经典注音了，少儿读经的大字拼音本近年来已出了不少，但不系统，不全面，我选遍的《诵本》的特色是系统性与全面性，中华文化经典中的经学、子学、理学、心学都包含了。

　　卢：你在《后记》里说：“寻往圣之至道，应今世之时变。”又说：“近世以降，斯文见黜；经书之厄，甚于秦火。”你立志为孩子编书，似乎有一种应对时下现状的强烈冲动。

　　蒋：是的，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价值主要存在于经典中。或者说，经典是一个民族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价值。这个问题在1912年以前不是问题。

　　卢：为什么在1912年以前不是问题？1912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份？

　　蒋：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与中华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撞。这与从前佛教进入中国对中国文化的挑战不一样，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全方位的挑战。西方文化是一个现代性的文化，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霸道文化和小人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尊重传统价值的文化，天下主义文化，王道文化，君子文化。

　　卢：儒家文化崇尚君子，蔑视小人，但是真打起架来，君子可打不过小人，是不是有点“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蒋：这是麻烦所在。接着刚才的话说。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脉络。大的方面说，中国近代史上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有五次大的回应，张之洞、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最大现实问题是“亡国亡种”，而最深刻最根本的问题则是“亡教亡文化”。先从晚清说起。晚清面对西方文化有三种态度：顽固派、洋务派、清流派。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企图守住中华文化的本体，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但是这种提法和实践，把中华文化的内在义理给解构了。在中国儒学传统上，体、用是不分的，张之洞分开了，并且还将理与势、个人与国家这些儒学传统上不分的价值分开了。张之洞说在西方列强面前，个人可以做君子，国家不能做君子；个人必须讲理，国家则必须讲势。这一分，中国文化的“体”是不能指导用的与用无关的“体”了。康有为参加政治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保教”，“教”就是中国文化，但方法则是学习西方制度———“君主立宪制”，而孔子只是康有为“改制”的象征符号，中国文化的“体”已是“虚体”了，实际的“体”已是西方文化的“体”了。到了孙中山，孙中山整个理论体系都是西方的了。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中，中国文化仅仅具有“工具”的意义，儒家文化从“体”变成了“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和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体”、“用”都是西方的了。一百年来的历史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保住了种，保住了国，却没有保住“教”。我实际上描述了一个中华文化的崩溃过程。这个过程反映在教育上，1905年废科举，但在学校中还保留了“读经科”，儒家经典还是正规的教材，其目标是培养“华魂洋才”。然而，1912年开始，国民政府把西方文化作为治国之本，蔡元培上台担任教育总长，一上任就废除了小学“读经科”。从此，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中华民族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这种教育的后果：“礼崩乐坏”，“学绝道丧”。

　　培养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卢：按照这个时间来推断，当今90岁以下的人都没有受过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也就是说没有受过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你我的年龄差不多。我相信，你我接触传统文化的时间和途径是一样的。

　　蒋：在“文革”时期。

　　卢：确切地说，在1972年“批林批孔”以后。那时出版了一批供批判和学习用的儒、法两家言论，接着又出版了其他“诸子百家”的著作。这个过程，是把孔子以来历代儒家先贤、儒家经典妖魔化的过程，后来又了解到，把儒家先贤和儒家经典妖魔化的时间更早，“五四”时期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一脉相承。

　　蒋：这就是个大问题。你要批判，要反思，起码要了解，不了解，怎么批判，怎么反思？

　　卢：越不了解，越敢开牙，别人不说，我自己就是如此。数典骂祖，胆子很大，丝毫没有敬畏之心。

　　蒋：结果让一个伟大的民族失去了精神目标，失去了文化身份。陈寅恪说自己“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为什么这么说？前面我说过，“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价值主要存在于经典中。”说明经典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东西，安身立命的东西被批臭了，忘却了，就没有了文化认同。说的大一些，借以安身立命的共同价值没有了，中华民族就成了一个灵魂飘泊的民族，一个不能回答“我们从哪里来”，也不能回答“我们到哪里去”的民族。亨廷顿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世界几大文明的历史、现状，他画了一个表来标示，其他几大文明下面，他都明确地标明其现代形态和性质，如西方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惟独没有标示现代中国文明的形态和性质，而是画了一个“？”。我把这个问号叫做“亨廷顿问号”。这个问号对我刺激很大。还有更刺激的，亨廷顿认为，中国已经没有了文化自我，患了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

　　卢：你是个典型的“文化危机论”者。你在《政治儒学》中说：“依中国人的历史观，亡国不可怕，亡国可以复国，社会生活依然存在；亡天下亦不可怕，亡天下亦可复天下，社会生活亦依然存在；中国人最怕的是亡文化，亡文化即意味着亡价值，亡价值则使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可能，是人类万劫不复的灾难。”今天，不仅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有儒家经典教育，而且儒家经典又被“五四”启蒙思潮和革命思潮批得臭不可闻。那么，我要问你，你认为的中华文化还存在吗？

　　蒋：还存在。

　　卢：在什么地方？

　　蒋：在草根阶层，在隐形的社会心理积淀层面。在这些层面，文化记忆还没有丢失。

　　卢：你心目中理想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子？

　　蒋：有很多意义上的中国人，比如法律意义上的中国人，人种意义上的中国人，语言意义上的中国人，但是我认为，这些意义上的中国人不是最根本意义上的中国人，最根本意义上的中国人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内圣外王”就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所追求的人格目标。“内圣”，就是内心有很高的精神境界；“外王”，就是能从事各种实际的事业。儒者加专家，“华魂”加“洋才”，就是中国文化的教育理想。所以，我的教育理想，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教育理想，就是培养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也就是培养“内圣外王”、“华魂洋才”的经世人才。

　　卢：可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完成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而且你定的标准是不是太高了？

　　蒋：不高。从近代看，我们应该承认，西方文化是巨人，我们是矮子。问题在于，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面对船坚炮利，我们的文化自信被摧毁了。

　　卢：你前面说西方文化是霸道文化和小人文化，现在怎么变成了巨人文化，而我们的君子文化变成了矮子文化？

　　蒋：清代以来，260多年没有民间书院，官方对民间学术采取压制的文化政策，没有自由讲学的空间，到了晚清才出现了两个民间书院。所以中国近五百年来没有出现过朱子、阳明这样的大儒。大儒是什么？大儒是能够开出中国文化方向、能够解决中国人精神问题的先知先觉。清代以来，知识分子都去搞文献去了，不出大儒，结果导致了中国严重的“文化疲惫”，以至在近代回应西方文化时没有力量，使中国文化堕入矮子文化的行列。须知，文化与文化的碰撞，首先是大儒思想的碰撞，你连大儒都没有，你怎么能成功回应西方文化巨人的挑战呢？

　　另外一个启蒙开始了

　　卢：怎么办？

　　蒋：当务之急，要培养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自信，复兴中华文化。问题太多，问题涉及的层面太多，第一步怎么走？恢复经典的教育地位，从小孩子开始抓起。那些诵经的孩子，20年后会怎样？会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中国人，成为按照圣贤教诲立身处世、内外打通的新型君子。

　　卢：我注意到，你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由中华孔子学会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教育学会“十五”申报课题实验用书，好像有一批人，包括你在内，在搞一次中华文化的新启蒙。

　　蒋：这是一次“启蒙的启蒙”。

　　卢：怎么讲？

　　蒋：五四运动进行了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这次启蒙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但是，五四运动把儒家经典完全解构了，其结果是中国文化经典在教育和日常生活中消亡，中国人现在只知道西方文化而不知道中国文化了。五四运动对于中华文化而言，有破没有立。现在我们要说，另外一次启蒙开始了。这个启蒙是用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进行启蒙，具体是用中国文化的经典对中国人进行启蒙，这是对五四运动的超越和拨正，是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再启蒙。如果这次启蒙成功，那亨廷顿打“？”的地方就会清楚而明确地写上“中华文化”，而中国近百年来“亡教”的历史就必须改写，中国又会重新成为一个“有教有文化”的国家，即重新寻回中国的文化自我，重新确立中国的文化认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从儿童读经做起，因为中华文化经典就是中国人文化自我的核心，是重新确立中国人文化认同的根本。

　　卢：看来，你所说的“蒙学”不仅是针对儿童的，也是针对成人的；不仅是针对未来的，也是针对当下的。问题在于，家长和老师们是否能够响应，孩子是否在沉重的功课下，能否响应。

　　蒋：你不知道，华人“少年读经运动”1993年由牟宗三先生的学生王财贵先生发起推动，已经进行了10来年，大约有400万儿童参加。400万不是个小数字。不要小看蒙学教育。古代蒙学有很高的社会教育功能。蒙学经典也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义理经典；一个是蒙学教材，前者如《四书》、《五经》，后者如《三字经》、《女儿经》等。我编的是义理经典，是儿童读经的基础性教材，而蒙学教材则是儿童读经的辅助性教材。基础性教材的重要性当然大过辅助性教材，所以，儿童读经必须以基础性教材为主。

　　卢：有人把你们称为“文化保守主义”。

　　蒋：但是，我要告诉你，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今的文化潮流中虽然不是很大，但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文化保守主义要保守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共守的基本道德价值，要保守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共奉的文化经典，要保守源于人类心灵的常道、常理，所以，这种“保守”倾向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相信，文化保守主义今后一定会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一定会引导中国人完成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人物链接

　　蒋庆，当代知名儒者，在贵州修文筑民间书院———阳明精舍。1953年生，字勿恤，号盘山叟。主要著作：《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