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26岁，中国科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为了拯救已被关闭的“东珍艾滋孤儿救助学校”，他要放弃硕士学位。父亲对他“又恼火又无奈”，女友说他是“堂吉诃德”，同学们则称他是“人道主义者”。他的所有付出和努力，在现实坚硬的墙壁面前，变得那么无望。他深深陷入——人道主义困境

　　“六一”期间，李丹带着一群孩子去北京北海公园划船。

　　孩子们在白塔下高兴地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他们从没划过船。他们来自河南省的一个小村庄，父母卖血染上艾滋病已经去世。他们成了孤儿。

　　孩子们围着李丹叫“校长”，引来周围游客的好奇———这个瘦瘦的、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大男孩”，居然是校长？

　　不错，他是校长。2003年10月，李丹在河南省商丘市创办了“东珍艾滋孤儿救助学校”，只可惜这个学校存在了4个多月，但这不影响孩子们继续称他“校长”。

　　一个男孩随手把矿泉水瓶扔在地上。李丹俯身拣起，叫住他，“不能随地乱扔东西”。孩子朝他扮了个鬼脸，接过瓶子去找垃圾箱。

　　李丹说，要给孩子们一个“难忘的‘六一’”。他安排的节目很丰富：天安门看升国旗、爬长城、参观动物园、天文台。

　　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看的那场球幕影片，是天文台特意为他们加映的———李丹找了台长，好心的台长答应为孩子们免费。

　　孩子们也不知道，谁为他们这次愉快的旅行“买单”。曾有人愿意捐助但最终未能落实。怕孩子们失望，李丹自己垫付了6000多元。

　　李丹是中科院的研究生，专业是太阳物理，但从1998年起，他一直从事和天文毫无关系的宣传预防艾滋病的工作。开始用业余时间，后来发展成全职。他原本可以硕博连读。2002年，为了做艾滋孤儿工作，他放弃了读博士，推后了硕士毕业时间。现在，李丹又打算放弃做论文。这意味着，他将拿不到硕士学位。

　　对李丹的选择，父亲“又恼火又无奈”：培养他那么多年，眼看快拿到学位了，却要为和自己毫无关系的艾滋孤儿放弃。今后怎么生活？

　　每当父亲说起这些，李丹总是安静地听，非常顺从。“他从来不顶嘴，可是过后还接着干，我管不住他。”父亲满脸无奈地说。

　　李丹评价自己曾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一次偶然机会，他遇到中国首个公开自己艾滋病人身份的宋鹏飞。李丹勇敢地和他握手，事后却有点害怕：自己的手上当时还有个结了痂的小伤口。

　　为此，李丹去参加义务献血———献血需做艾滋病毒检测，结果一切正常。有段时间，他和宋鹏飞一起吃饭、一起活动，甚至住在一个屋里。为打消周围人的疑虑，李丹每年都去义务献血。

　　2001年暑假，李丹去河南做调查。在3个县都发现了艾滋病人。“这在当时都没有被公开”。

　　一天晚上，李丹和村民喝过酒后，睡梦中，他举着酒杯对村民说：“你们是我的朋友，可是下次来找你们，可能就看不到其中哪一位了，只多了一个墓碑。”醒来后，他满脸是泪。

　　李丹决定记录这一切。当他带着DV再次来到河南，恶梦已成现实。第一次为他带路的那个汉子，已走到生命尽头。“他看着我，已经不能移动身子，眼光呆滞，可是带着泪。3天以后就死了。”

　　几年里，陆续有二三十个李丹认识的感染者死去。“他们原本都是那么鲜活的生命！”李丹很痛心。他把这种感受写在互联网上———他高中的同学录上。转瞬引起同学间的一场大辩论。

　　多数人认为：这些人都是卖血得的艾滋病，且卖血危害社会，不值得同情。辩论最后以李丹被踢出同学录告终。

　　李丹怎么也不能忘记那个河南寡妇的哭诉：她打着吊瓶，艾滋病引起长达3个月的高烧，烧瞎了她的双眼。“你能帮帮我的孩子吗？”从那刻起，李丹决定救助艾滋病逝者的孤儿。

　　起初，他想把这些孤儿送到外面的学校读书，可没有学校愿意收留他们。学校的理由很充足：“虽然这些孤儿本身不是感染者，可别的家长们会害怕，不敢让自己的孩子来上学。”

　　李丹想到实行“一对一”的救助。他募集了1万元资助20个孩子，但这种方式最终被否决：他本希望给最困难的艾滋病家庭提供帮助，可提供信息者为了得到资助，经常把本家族的孩子报上来，其中很多孩子根本不是艾滋病逝者的孤儿。

　　无奈之下，李丹决定建一所学校，专门收留这些孤儿。开始一切都很顺利：一个清真寺愿意租给他们校舍，房租很便宜，10间房子，每个月收500元。李丹用借来的钱做学校的启动经费。

　　“我们去村里找那些父母双亡的孩子，也有的是家长一方死亡或者双双感染的。这些孩子最需要得到帮助。”李丹带着DV，录下亲属或家长们的许可。

　　志愿者们每人带四五个孩子坐出租车出村，然后换乘长途汽车到商丘。“我们想给孩子一个新的环境，让他们不要被怪病困扰。”

　　孩子们达到商丘那天，是2003年10月23日。没有什么仪式，学校悄无声息地开张了。李丹回忆说：“第一天给孩子们做了大盘鸡，热热闹闹吃了一顿饭。每个孩子还分到了6件衣服。”

　　李丹给学校取名“东珍”，他想告诉世人：这些艾滋病逝者遗留的孤儿是东方珍宝。还有一层意思，李丹很少对人说：为学校工作的志愿者的精神，也是珍宝。

　　学校的老师徐大圣和梁艳艳，都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志愿者。教数学的梁艳艳，是人民大学的毕业生。徐大圣原本在北京有一份好工作，辞职来商丘教书。他们每月只领1000元补贴。

　　学校办起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捐赠两万元人民币，加上海内外好心人捐助的善款，总额达到12万元。“这足够学校1年的运作经费。”李丹很高兴。

　　媒体开始关注这个学校。几乎每天都有记者来采访，还包括外国记者。一些好心人婉转地告诉他，“地方政府不太愉快”，他们认为艾滋孤儿学校的存在，“会影响当地招商引资”。

　　李丹太年轻，根本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被很多快乐的消息包围：有人给学校捐电脑，孩子们可以上网了；电视台给学校捐了电视机，孩子们还能看《还珠格格》；有人写信来想当志愿者……

　　今年2月，“东珍”到商丘市教育局申请注册。当地官员讲，“东珍”只要有100万元注册资金，就可作为教育局的一个招商项目，建校的一切手续教育局可以帮助完成。

　　3月16日，李丹找到一家国外基金会，他们愿意提供这100万元资金。两天后，李丹带着好消息回到商丘，却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校门口停着几辆车，当地的官员在等李丹回来交接孩子。

　　商丘市梁园区教育局一纸文件：“东珍”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不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的办学要求，将被关停。“东珍”所有的孩子，被送往政府开办的“阳光家园”。

　　孩子们被强行带走了。李丹在那天的日记里写到：“尘埃落定，学校里从来没有这么静过。”

　　当地一位政协委员晚上12时请李丹他们去“喝咖啡”。他说：“你们该回北京洗个澡，找个公园把心情平静下来，换个脑筋。”可李丹就像穿了红舞鞋般停不下来。回到北京，他四处打听如何办理民办学校注册手续，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遭遇了一系列制度瓶颈。

　　按照国家规定，个人不能接受国外捐赠。李丹要接受国外善款，必须注册一个民间社团。他去了北京市民政局。民政局告诉他：在北京筹钱，在河南办学，属于全国范围的社团，不归北京市管辖，建议去民政部申请。

　　李丹到民政部申请注册全国性艾滋孤儿社团，他没能进得去大门。有关人士在电话里告诉他：艾滋孤儿还没有相应的政策，无法注册。

　　李丹去找一些熟识的国内基金会，希望用挂靠的办法解决“身份”问题，可没有一家愿意让李丹挂靠；他又找到那些帮助过“东珍”的外国基金会，虽然这些机构愿意帮助，但是按照有关财务政策，他们必须收取相应的费用，而且比例不低。“你的善款来之不易，我们不想收你的钱，你还是另想办法吧”；无奈之下，李丹想去注册一个商业公司，可商业公司必须交税。“我们哪里舍得把善款用去交税呢”？兜了无数的圈子，李丹又回到原地。

　　与此同时，申请民办学校也遇到一系列麻烦。梁园区教育局对他说：“你即使有100万元也不能注册，因为那些钱不是你的，是别人捐赠，捐赠不能用于建校。”李丹回到北京找相关法律专家。专家告诉他，没有这样的规定。

　　好心人暗示李丹：当地不想让你再建学校，即使你找到钱，他们总能找到借口，让你无法办学。

　　李丹的麻烦还不止这些。女朋友不愿意李丹再卷入这些“麻烦的事情”里。她觉得李丹像是堂吉诃德，拿着长矛在向风车挑战。

　　有一次，李丹把他拍摄的艾滋病村的资料光盘送给农民。这些农民带着光盘来北京上访时被抓，供出是李丹所拍。一天深夜10时多，正在怀柔天文观测站值班的李丹，被公安局的人带回市里“了解情况”。10个小时后，才由学校老师“领了回来”。

　　女友和父亲始终为李丹的人身安全担心，可他并不在乎。“我做的是正确的事。”眼下，李丹仍在为恢复“东珍”奔走。他认为，“我所做的每一点努力，都可能改变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所以，我要坚持。”

　　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教授说起李丹倍感心疼：“让一个孩子承担如此重任，有些残酷。”

　　李丹为建立艾滋孤儿学校放弃学业的想法，周围大多数人不认同。父亲认为他至少应该先拿学位，再去帮助别人。导师本希望李丹成为一个科学家。他“理解李丹”，却觉得“有点惋惜”。

　　在同学眼里，李丹是个“人道主义者”。一位同学表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李丹能做到这些，我很佩服，但我做不到。”

　　同学们回想起，“每次献血李丹都特别积极。所发的补贴，他都用到艾滋孤儿身上去了。”

　　有人甚至猜测，李丹是因为不喜欢天文才逃避的，可事实正好相反。从上中学读到《时间简史》那刻，李丹就迷上了天文，他可以一连几天呆在观测站里工作。但他觉得，相比天文，眼下艾滋病是更紧迫的问题。“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不也是为了唤醒世人吗？”他反问道。

　　问题是，李丹还是个没有收入的学生，却要干没有一分钱收入的公益事业。许多人质疑李丹：你怎么养活你自己？

　　李丹觉得这不是问题：“以前读书时有些补助，我自己给杂志写稿也能有些稿费。女朋友已经工作了，有时我也用她的钱。”

　　李丹立下过规矩：筹来的每一分善款，必须用到孩子身上。他把项目收到的每一笔捐款都登记在册，并在网站上公开，以便捐款人监督。

　　到目前为止，所有志愿者的路费、补贴都是李丹垫付，总额有3万多元。“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某个捐款人认为我们的工作有意义，或许他可以帮我们支付这笔费用。即使没有人捐助，我依然不会放弃。”

　　李丹坚持不懈要恢复“东珍”，并希望通过媒体呼吁，让更多的人投入到这项事业里来。他坚信：“我们的学校比官办的好。因为官办学校的老师只是把这当一份工作，而我们却是当成事业在做。”为消除孩子们心头艾滋病的阴影，他特意请清华大学的教授当作一项课题研究。

　　今天，经历了一系列挫折的李丹，觉得自己成熟了许多：“我开始是理想主义者。现在算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以前我们只有目标没有步骤，现在我会告诉合作者，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打算怎么做，怎么着手。”

　　虽说身陷困境，可李丹经常可以收到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的来信，许多信里夹着零钱。李丹一笔一笔做好登记。有个信封上写着：“邮差叔叔，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学校，拜托你多找一会儿，这封信很重要。”

　　四川省南充市的一封来信中夹着100元钱和一个柳树嫩芽标本。信上说：“一枝春天的柳，代表希望。春天总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