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日晚，有人发现，在重庆北碚区法院附近的马路边竟睡着一位老太太！巡警接报赶到现场，将老太太送往救助站。原来，这阿婆已经年届九十，是四川武胜县金牛镇金牛村人，膝下有四女一男，在被后人赶出家门后来到重庆露宿街头。尤其可恨的是，在警方和阿婆的四个女儿联系上后，竟没有一个愿接纳老太太（见6月8日《重庆晨报》）。

　　在我的印象里，这样的新闻已经不是第一回看到了。上个月就有媒体披露，由于饱受儿子儿媳的虐待，长沙一九旬老太无奈上街行乞。风烛残年的老人本该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却被逼到街头流浪风餐露宿，其不孝子女可谓“狼心狗肺”，理应受到谴责。然而我觉得仅仅进行道义上的谴责无济于事，两位九旬老太的不幸遭遇的背后其实反映了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家庭养老的道德危机。

　　“家庭养老”自古以来甚至在现在，都是我国老人安度晚年的主要形式。尊老敬老，作为薪火相传的传统美德，已经内化为我们道德伦理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敬父母，养老送终，被认为是儿女理所应当履行的责任，以至于“赡养老人”在我国成为法定的公民义务。

　　应该看到，“家庭养老”方式其实是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在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社会，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经济团体，每一户人家都是生产的组织单位。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家庭几乎承担了社会得以运转的全部功能，包括赡养功能。当老人不能以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时，子女就自然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包括物质上的供养和精神上的慰藉。相应地，老人在家庭里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一直到死都是家庭甚至家族的领导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这种赡养功能的实现。

　　但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重要特征就是社会和家庭的分离。家庭的部分功能向外转移，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赡养功能。家庭的赡养功能逐渐由社会养老的方式来取而代之，儿女与父母的关系更多地由精神慰藉来保持。这种现象不仅在高度分工高度市场经济的城市里得以实现，甚至在仍旧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也逐渐演化。一方面，老人对家庭生产力的贡献日趋削弱，导致老人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与控制力降低。现在农村中都是儿女当家，而不再是“老人当家”了；另一方面，社会变迁过程中，旧有的伦理规范被打破，不再具有以往的强制约束力，包括敬老爱老的价值观也受到冲击。于是，家庭养老的道德危机显现，于是，四川的九旬老太被不孝子女抛弃，夜宿重庆街头……

　　转型时期的道德危机当然有赖于社会的道德重建，敬老爱老永远都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美德。但是，与此同时也必须意识到，家庭赡养功能的外移是大势所趋，而“家庭养老”也不可能永远都是主流的养老方式。赡养功能的外移，必须由社会来承担。因此，社会养老模式的建立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特别是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社会养老尤为迫切。而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在家庭养老出现道德危机的情况下，社会养老模式该正式登场了。

　　雪里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