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舫

　　“他们眼睛里的光芒，是我不能忘记的。”

　　回顾中国电影电视的漫漫成长史，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很多优秀作品是从表现普通人的平实的生活开始的，从早年间的《乌鸦与麻雀》、《十字街头》等，到后来的《艳阳天》、《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从田汉振臂高呼的“到民间去！”到夏衍从《狂流》、《春蚕》开始的将文艺作品搬上银幕的艰苦尝试；从沐浴战争炮火的《中华儿女》到讴歌和平的《DA师》……都是关注普通人，关注大众。几十年前，回首自己的创作历程，夏衍先生曾经深情地说：“提起笔来写剧本的时候，首先要想到千千万万劳动人民。”

　　“夏衍先生的那句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编剧王兴东对夏衍先生的这句话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说，我从事编剧工作多年，深切感受到编剧的基本功就是将心比心，只有走进老百姓的门槛，才能走进他们的心坎，才有老百姓迈进电影院的大门槛。

　　曾经在银幕上成功地塑造周恩来、孙中山、邓小平等众多领袖人物形象的著名导演丁荫楠对此更是感触颇深：“这些年来我一直做人物系列电影，在写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体会只有真正揭示出人物的本质，片子才能有吸引力。”谈到《梅兰芳》的创作时，他对一代京剧大师表达出深深的敬意：“我写梅兰芳，是着力写好梅兰芳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唱戏的那种刚直的精神，着力表现他的爱国情怀。在人物的塑造上，政治立场、文化水平和民族责任感是决定影视作品质量的重要方面。”

　　作为一名从事影视创作的军人，广州军区电视艺术中心导演刘岩将许多真实的军人形象搬上了荧屏，他在《归途如虹》中塑造的石涛成了大学生们的偶像。《归途如虹》是根据1997年香港回归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创作的。他与主创人员跑遍了驻港部队的14个军营，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采访和深入生活，采访了上百人，搜集了大量的素材。她说：在我采访驻港官兵和群众的时候，他们眼睛里放射出来的光芒，是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这些素材给我们的创作增添了底气，也增添了灵气。我感受到我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题材，更重要的是民族题材；不仅仅是政治上具有高度敏感的题材，而且是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题材。

　　“不要放弃生活中每一个令人心动的细节。”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导演杨亚洲则将生活和责任的关系作为阐释艺术精神的根本出发点。他说，“对于导演来说，一个优秀的剧本，就为导演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一个好的剧本就是将生活中的那些真实和精彩糅进去的剧本。我刚刚拍完电视剧《家有九凤》。片中有一个特别小的细节：有一天天还没亮的时候，我们坐车去现场，看到有一辆摩托车驶来，开摩托车的是个男人，一个女人在后面站着。冬天的早晨天气特别冷，这个女人就用双手捂着开车的人的耳朵。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细节，我们看到时，都心里一动。这个细节被放到戏里的一个情节中，看了的人都说，对这个细节印象很深，因为它很真实，很令人感动。”永远不要放弃生活中每一个令人心动的细节，对生活真谛的坚守是一部优秀作品能够传之后世的命脉。

　　长影集团编剧韩志君认为“喜闻乐见”和“格调高雅”这八个字对影视作品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怎样把主旋律影片拍得更好看？怎样将生活的本相用艺术的语言升华？怎样把艺术影片拍得更具有市场竞争力？怎样把商业性很强的作品拍得更艺术、更符合生活和艺术的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今后我们在影视剧创作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王兴东用一个统计数字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本土电影已经占到45％，1995年电影出口盈利21万美元，到2001年已经盈利1100万美元，翻了近50倍。到现在为止，韩国电影年生产70部，进口300部，但是70部占到本土市场51％的票房。没有民族精神，如何打造精神产品？没有令人心心相印的生活情愫，如何能够挽留住观众的脚步？

　　“责任大于天！”

　　影视工作者不约而同地用一句话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责任大于天！”现在我们的某些文艺创作者缺乏责任，这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建议，只有当所有的人对文化责任有了共识之后，无论是经营者、投资人，也无论是创作者、观众，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和谐的新格局。

　　北京广播学院教授曾庆瑞说：文学艺术思维无疑应该具有它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那个时代和社会要求的鲜明的美学品格。当代中国影视剧创作和生产的美学品格应该定位在四个方面：一是应该具有历史的最大深度和广度。二是要在大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上下功夫，要表现出崇高和优美的人性美。三是应该和先进的生产力、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相适应。四是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现代化的，还是民族的。

　　“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绝不是一个权宜之计，也不是方法和途径的问题，而是影视创作的重要原则。”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徐光春郑重指出：“要把坚持‘三贴近’的问题放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来认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把握我们的影视创作，真是一个很现实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过去我们更多地强调影视的文化功能、审美功能。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很好研究它本身就已经具备的产业功能、商品功能。过去我们更多地强调影视工作是党的文化事业，肩负着教育人、鼓舞人、引导人的责任，现在我们在强调影视工作是党的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也要看到影视工作还承担着发展文化产业的任务。”

　　最后，徐光春意味深长地强调，社会责任是首要问题，影视工作者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也就是说，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有用艺术作品推进社会进步的责任感和通过艺术创作繁荣发展整个文艺事业、文化产业的责任感。面对大量涌进的外国文化，我们要坚持繁荣和发展我们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文艺、民族的影视。

　　《人民日报》 (2004年06月09日 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