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彩票案”结束后，刘亮终于拿到本应属于他的宝马车，媒体的评论都沉醉于鼓掌庆贺的欢乐之中，一些媒体认为这是舆论的胜利，而一些则认为是庶民的胜利。至于刘亮本人，据报道在当地老百姓心中认同感很盛，一时间也成了“正义化身”。

　　但是，笔者却总感到一些意犹未尽，在对西安宝马案的价值评判上，过高地估计正义的胜利，往往可能让我们忽视争夺正义中的艰辛，比如，这其中有多少包含有侥幸的成份？以刘亮登上广告牌的举动而言，我们当然可以看到了他敢用生命捍卫尊严的行为，但是，在当前社会中，以跳楼、跳吊塔类似争取自身权益的行为，不仅相对于法律与社会秩序来说本是不可取的，而且这种行为因为屡屡发生后以至于被称为“跳楼秀”，引发一定的社会反感。刘亮“不合法”之举之所以能引人注目，不是其要自杀的举动，其内在原因是他正巧处于能引发关注效应的彩票行业之中，他是彩票行业中第一个为维护个人利益而吃螃蟹的人，理所当然地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其中不能不说刘亮是十分幸运的。

　　相对于刘亮来说，杨永明却是十分不走运的，以他个人的算计和我们事后的分析看，他的彩票造假手段的败露率其实十分低，上百万彩民中，抽中大奖者可以说是屈指可数，而在中奖者中，能够看透他骗局的人又是凤毛麟角，而在看透骗局后，敢于以死维护自身权益的恐怕更没有几个。在这几点上，杨永明算计得很准，然而他偏偏碰到了刘亮这个楞头青，偏偏碰上了刘亮以跳广告牌赢得社会支持所带来的强大压力。用句民间的话讲，杨永明是碰到了命里的克星。

　　因此，揭开骗局的真相而达至法院公正的判决，笔者总认为这种胜利有太多侥幸的成份。刘亮的幸运可以说是侥幸，而杨永民的失手则更让我们侥幸。种种侥幸的存在，告诉我们一个很值得深思的课题，即追求社会公正的难度远比我们想象中难得多。骗子的高超骗术，可能会使我们在不公正的环境中还可能以为是公正地活着；而且，高明的骗子往往还掌握着社会资源，在你发现骗术和寻求公正时对你威胁利诱。而作为社会个体的个人，无论是就发现骗术而言，还是发现骗术后寻求社会公正而言，都显示出相当的孱弱与无助。

　　也因此，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道义，扶助弱者以平衡强者，仅有舆论的广泛支持是不够的。毕竟，引发媒体广泛的关注需要太多侥幸的因素，就如同以上所指的一样。要真正实现正义，避免今后这种侥幸的阴影，必须使“西安彩票案”克服以法院判决和刘亮拿回车为胜利目标的想法。也许，只有切实加强彩票行业的监管，把好行业入口关，让公众尽可能参与公开和透明的规则制订之中，让任何可能的骗术都得到真正曝光，这种非侥幸的公正的“胜利”才说得上是更有意义的。(稿源：红网)(作者：童铁丁)(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