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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航起义奠基广州民航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11日10:19 南方都市报

  两航起义奠基广州民航

  1950年8月1日,“北京”号首飞天津—北京—汉口—广州,新中国民航国内航线正式开航

  【 第八期 】

  补金瓯

  废墟中的机场被辽阔的稻田包围着,像大海中的孤舟。广州解放时,山河改色,位于市郊的白云机场却已是面目全非,像当时的中国民航事业一样荒凉不堪。

  金瓯已缺总须补。

  然而,对于20世纪来说,飞机是全新的玩艺;对新中国来说,民航又是全新的领域。当时专业人才之少,航空设施之陋,飞行器材之匮乏,可谓一穷二白,缺米也缺巧妇。

  于是,一边是建设的热情惊天动地,一边是摸着石头过河茫然失措。

  所以,时至今日,“两航起义”尤为人们感怀。

  1949年11月9日,当两航的12架飞机划破长空,飞回新中国怀抱时,震惊中外,中国民航的发展也随之柳暗花明。

  “两航起义”之政治军事意义,史有定论,且不提。单表这中国民航,从此有了米(那12架飞机和后由两航人员修复的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16架飞机),也有了巧妇(1725名两航员工),有了“待从头,收拾旧河山”的资本。

  对于广州的机场来说,那正是一段疗伤的日子。

  当时,两航员工中复员到广州的有752人。上世纪50年代里,以他们为主力,广州民航相继建立了飞行队、维修队、通讯队、调度室、气象台……

  废墟中的白云机场,像一个身心皆疲的病汉,经输血,植骨,慢慢有了生机,有了复苏的迹象,这以后又历经劫波,终于有了今日跻身中国三大门户机场的气象。

  其间,两航员工也大多几经风雨,大起大落,令人有沧海桑田之叹,其意味大概“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世人多变,常说“苟富贵,莫相忘。”想必这白云机场当不会忘记,那些曾经给它复生力量的人们。

  谢海涛

  寻找历史见证者

  本报连续推出“百年机场”专题,为还原真实历史,本报向社会公开征集各时代白云机场的建设者、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见证者、知情者。本报将对提供线索的人士给予一定的报酬。本报热线电话020-87388888;传真020-87373419;Email:guangzhouxw@vip.sina.com.cn。

  在蒋介石宣布从中华民国总统之位引退后的266天,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3天,21岁的李之白随着第四野战军先头部队攻入广州,他曾是黄克诚将军麾下的宣传干事。

  国军败退 白云机场被炸

  “海珠桥被国民党军队炸毁,铁桥附近到处可以看到女人的头发——那些头发很长。有些挂在大桥的引桥上,这一绺那一绺的。”满头银发的李之白对1949年10月14日进入广州市区后目睹的那一幕仍记忆犹新。

  1949年10月国民党军队从广州败退前夕,提出“总撤退、总罢工、总破坏”的口号。没有任何告示,也没有任何征兆,噩梦在10月14日下午5时30分降临。在惊天巨响声中,海珠铁桥瞬间崩塌,大桥周边哭声震天。这次爆炸造成400~500名市民死伤。当日18时,广州解放。

  往事如烟,渐行渐远,直到消失在遥远的天际,但一些场景,一些细节却如刀刻,难以磨灭。而今已76岁的李之白还记得,在行军到广州北郊时,总面积只有252多万平方米的白云机场被辽阔的稻田包围着,像大海中的孤舟。不过,白云机场此时已是一片死寂,国民政府空军已经仓皇远遁,临逃前,他们炸毁了主跑道,航站大楼则只剩下断壁残垣,不少房舍也是瓦砾一片——后来在修复过程中发现,竟还有6个炸弹未爆炸。

  7年之后,1956年,当李之白再次来到广州时,他已经是新中国中南民航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了。

  12机北飞 两航同时举义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并不是解放战争的一个句号。而被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称为“光荣起义”、“爱国举动”的“两航起义”震惊中外,是国共双方最后较量中的又一个高潮。

  “两航起义”影响为何如此大?这就需要看看两航——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和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央航”)的背景和实力。中航由国民政府交通部和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合资经营。央航早先为国民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办,二战爆发后,中德断交,随后国民政府交通部接管了德方股份,并改为国营。到1948年年底,两航共拥有各种飞机近百架,空地勤人员6780人,占了当时运力的八九成。

  两航原以上海为基地,1948年年底起陆续迁抵香港。当时,尽管中国前途大局已定,但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还在负隅顽抗,台湾仍在四处散布“自由民主”口号,蛊惑人心。生计何在?前途何在?两航从高层到基层都在作审慎而艰难的抉择。与此同时,我党地下组织正在对两航数千员工做周密而细致的工作。

  惊心动魄的一刻发生在1949年11月9日凌晨时分。当日4时半,中航陆维森、华祝,央航楼阅秉、徐文良等到机场担任现场指挥。早上6时,12架飞机陆续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中午12时15分,刘敬宜、陈卓林、吕明、查夷平等人乘央航潘国定驾驶的CV-240型(空中行宫)XT-610号飞机到达北京。空军司令刘亚楼、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等到北京西郊机场欢迎。其他11架飞机,由陈达礼领队,飞抵天津。同日,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

  故土难离 数千员工响应

  多米诺骨牌一溜儿倒下。两航公司在起义北飞成功后,两航在曼谷仰光、旧金山等国外办事处和航站的员工纷纷响应起义。从1950年1月16日到年底,央航复员广州,中航复员天津、上海。累计香港两航公司复员员工共1725人,直系亲属2474人,总计4199人。

  “从香港参加‘两航起义’回广州后,我们好几百人在沙面集中学习。”今年83岁高龄的朱德兹先生坐在南方航空公司旁的家里,回忆起1950年政治学习的熙攘场面。他当时任中航的会计。

  “在当时可以去台湾,可以留在香港,你最终为什么选择起义回大陆?”

  面对这一提问,朱德兹和年已八旬的央航公司老员工李鸿禧分别作了如下回答:

  朱德兹:

  其一,觉得作为一个航空业员工,跟国民党到台湾没什么前途——一个小小的孤岛,航空业的发展有多大空间呢?

  其二,有许多知名人士,如郭沫若从香港返回北京。

  其三,老家在上海,不愿离开故土在外流浪。“根”的意识也促成我作了最终的选择。

  李鸿禧:

  其一,我是广东新会人,到台湾人生地不熟,有些怕。

  其二,如果不在航空公司工作,留在香港找工作也很难。

  其三,起义后,中央承诺发工资,也安排工作,有保障,有饭吃。全国大部分解放了,航空也肯定有发展。

  爱国不是唇边口号,两位老人的答案都很“实际”。

  起义人员 奠基广州民航

  “建设新民航,人才是主要的。”1949年11月5日,周恩来总理在宴请“两航起义”北飞人员时极为兴奋。

  两航员工中复员到广州的达752名,构成民航建设事业中的一支技术业务骨干力量。比如,1945年毕业于重庆大学的朱德兹任职央航的会计管理,英语水平很高。这位83岁高龄的老人至今思维清晰,反应敏捷。他目前仍被南方航空公司所倚重,担任南航高级经济顾问师,是南航总裁智囊团成员。

  再如李鸿禧,1946年到中航仅仅是初中毕业生,但公司迁到香港后,随即读了业余大学,“还到英国老太太家里学口语呢”。解放后他曾担任中南民航管理局民航运输处副处长、厦门航空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他们施展本领、报效祖国的黄金时代。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军委民航局接管了中航、央航驻广州办事处的电台,并以“两航起义”人员为业务骨干,组建了广州民航临时电台。1950年8月1日,新中国民航国内航线正式开航,原央航的潘国定驾驶“北京”号飞机首先开辟了天津—北京—汉口—广州航线。1951年5月,广州市卫生局租用民航C-46飞机1架,在广州市上空喷洒DDT乳剂消灭蚊蝇。这是新中国民航首次执行通用航空飞行作业任务——而这架C-46飞机也是起义归来的资产。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才的“价值”很容易通过工资表现出来。据朱德兹和夫人王韵竹回忆,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朱的月工资是180多元,同在民航工作的王的工资是108元。1952年,因为精简人员,王韵竹被调到海珠区行政部门做办事员,她的收入是33元——这是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显然,朱德兹的月薪相当于普通市民一年的收入。

  历经波折 一代英才皓首

  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民航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些起义归来人员对广州民航初建的意义非同小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这些人为主力,建立了飞行队、维修队、通讯队、气象台、场站、油库……他们还修复了各地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残破的飞机。富有时代特色的一项活儿是,他们还要把苏制航空发动机安装到美制飞机上,改装成别具一格的“革新”号飞机。

  但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两航起义”人员的作用在总体中逐渐减少。除了新生力量不断成长的原因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运动不断,在整编和支农等名义下,不少人被调离本职,转而从事生疏低效的劳动,受冲击,靠边站,被下放。个别人下放时间过长,甚至超过了退休年龄仍偏居乡间,和航空事业就此绝了缘。一代英才被迫虚掷光阴,空耗生命。

  和“黄埔军校同学会”一样,“两航起义”人员已经成为一个极富凝聚力的名词。半个世纪倏然而逝,在回首一生时,或许他们一定会写下这几笔: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进入两航,和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员工共事。和国人相比,是令人艳羡的高薪阶层,但和外国同事相比,可能会有“二等公民”的感觉,有些郁闷。

  1948年至1949年随公司来到香港,由于内战正酣,处于半失业状态,最终选择了起义。

  1950年左右复员来到广州、天津、上海等地,此后,有过意气风发的一段好时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是一生中最为沮丧乃至绝望的时候。当时,国家民航一名主要领导人曾声色俱厉地说:“两航没有一个好人。”

  上世纪80年代,离退休年龄不远,备受重视心情顺畅。

  此后,是颐养天年或发挥余热的时候。有闲,或许还有些钱,串串门,联络联络老朋友成为一大乐事。

  百年回眸(八)

  1950年

  3月10日 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民航局(以下简称军委民航局)广州办事处印章正式启用。

  4月2日 在香港军警负责看守的启德机场,原中国航空公司的7架飞机被不明身份的人炸坏,其中2架损伤严重。

  5月6日 中央军委任命任泊生为军委民航局广州办事处处长,陈瑞光为政委。

  7月23日 为主持八一开航业务,军委民航局在广州、天津、汉口、重庆、上海设立民航代办所,由各民航办事处领导。

  8月1日 军委民航局使用CV-240型飞机开辟天津-(北京)-汉口-广州和天津-(北京)-汉口-重庆两条航线。这是新中国民航国内航线的正式开航。津穗航线距离1810公里,每周飞行1班。后因空防安全,班机在广州机场不能过夜,开航后只飞了1次航班即告停航。

  9月25日至10月2日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军委民航局广州办事处白云机场塔台管理员邓启汉作为劳模代表参加大会。

  10月1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拉开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12月 经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批准,民航使用天河机场,白云机场归空军使用。

  1951年

  1月29日 军委民航局广州、汉口两个办事处合并为中南民航办事处,办事处设在广州,任泊生为中南民航办事处处长,陈瑞光为政委。

  5月22日 广州市卫生局租用民航1架C-46型飞机在广州上空喷洒DDT药剂消灭蚊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航首次通用航空飞行。

  7月1日 由中南民航办事处机务维修人员修复的C-46型飞机由上海飞回广州,在天河机场举行命名仪式,该机被命名为“广州”号。

  7月21日 8架美国飞机侵入中国东北地区领空,被中国空军击落7架。

  9月 民航广州修机队修复“武汉”号。

  10月27日 军委民航局颁发命令,将中南民航办事处改为华南民航管理分局,任泊生任局长。

  (修志办)

  百年寄语

  机场搬了飞机却近了

  多年之前,我们乘飞机还要凭单位介绍信,你不够级别不够档次,就根本别想,那时飞机离我们非常遥远。

  多年之前,我们收入很低,机票价却像飞机一样高,囊中羞涩的你,一定不敢奢望,那时飞机只出现在我们的梦里。

  而今,机场要搬远了,但飞机离咱老百姓还真近了,很近了。

  (广州 邹小姐)

  风云人物

  他们领导两航起义

  刘敬宜

  刘敬宜(1897-1973),又名本义,河南省开封市人,生于1897年12月18日。1917年考取“庚款”留学,1918年秋就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1920年转入密执安大学,主修航空工程,1922年毕业。1924年春回国。

  1928年至1930年,先后出任河南省实业厅厅长、张作霖安国军政府农工部副部长等职。1933年就任南京国民政府的首都飞机制造厂厂长,该厂在其领导下,制造了第一架“爪哇”型飞机。1947年5月起,被任命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1949年11月9日,和央航总经理陈卓林一道,率领两航员工光荣起义。

  1950年11月13日,军委民航局电令刘敬宜和陈卓林前往广州和香港,负责接收“两航”留港的一切财产。后因患病,留在香港治疗。1964年11月,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71年3月移居澳大利亚堪培拉。1973年5月10日,因患脑溢血逝世。周总理在唁电中高度评价刘敬宜1949年11月9日率领中航员工光荣起义是“对祖国对人民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陈卓林

  陈卓林(1892-1965)广东省台山县六村人。1892年出生于一个旅美华侨家庭。曾在美国寇蒂斯航空学校学习飞行。

  1923年,陈卓林应召回国到广州,在中华民国军政府航空局任飞机师。1924年被航空局委派到广东军事飞行学校任飞行教官。参与培训了我国第一批航空骨干。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为准备北伐,被派去苏联考察和选购飞机。他们共买回8架飞机,组成北伐飞机队。陈卓林被任命为该队队长。1932年,广东空军重新改组,回到广州出任司令部参谋处长,后升任参谋长。

  1943年2月,原欧亚航空公司改组成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央航”),隶属于国民政府交通部,任公司总经理。经过短短4年的时间,使央航在1948年的运输业务达到了历史的高峰。1949年11月9日,和中航总经理刘敬宜一道,率领两航员工北飞起义。

  1949年底,军委民航局派刘敬宜、陈卓林总经理前往香港处理“两航”资产问题。1965年,在香港病逝。

  欢迎市民留言:

  Email:guangzhouxw@vip.sina.com.cn

  传真:020-87373419

  专题(A40-41版) 采写:本报记者 韦中华(除署名外)

  鸣谢:民航中南管理局修志办

  南航集团公司离退休干部管理中心(提供资料图片及部分资料)

  图:

  1950年8月1日,北京至广州航线正式通航时,在广州白云机场举行的开航典礼。资料图片

  1950年8月1日,军委民航局开通天津-北京-汉口-广州和天津-北京-汉口-重庆两条航线,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民用航线的正式启用。图为首飞广州的“北京”号,该机系“两航起义”时北飞的12架飞机的主机。其机身“北京”二字是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此后经常作为礼宾专机,用来接送外国领导人或参观团访华游览。资料图片

  “两航起义”后,被扣压在香港启德机场的中航C-46型XT-116号飞机,当时机身已经漆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两航留守人员在进行维护。 资料图片

  1950年国庆节,广州民航参加国庆游行。 资料图片

  1950年,民航广州办事处接管的白云机场。资料图片

  腰鼓队在“广州”号命名仪式上表演。1951年7月1日,已修复的C-46型飞机由上海飞回广州,在天河机场被命名为“广州”号。 资料图片

  上世纪50年代,民航广州管理局的伊尔-14客机,在白云机场的停机坪上准备夜航。 资料图片

  刘敬宜与陈卓林在广州酒店举行欢迎会与两航人员合影。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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