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自己对峙

　　1998年安顿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绝对隐私》。

　　安顿大学学的是审计，在她看来，这是一个教人纠错的很无趣的专业。学会逻辑分析是四年里最大的收获。工作几年后，她坐在写字台后面问自己，有一天成为高级审计师或国际注册会计师，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去给人家验资，然后抽成千分之五，你幸福吗？答案是，不。她于是跟不错的收入、社会地位以及其它一切相关的好处说声“再见”。

　　没有人知道她刚做记者时的“惨状”。实习记者只有稿费，没有工资。有时采访特别远，打车花钱；天热得没谱，老喝水要钱。这些都算上，她发现赚的稿费还不够养活自己。

　　安顿很清楚，她要的是最丰富的人生和最简单的生活。“有时候，我也很痛苦，比如说没时间上街，没时间睡懒觉，没时间谈一场缠缠绵绵的恋爱。不是我唱高调，一点都没有夸张，真的。这么多年，我的苦，我的累，我的放弃，我的忍耐以及生活上的很多失败和失落，我觉得都是因为这个工作。但是没办法，我好像就是为这个工作活着。”

　　我去了很多人的心里

　　2003年11月，《忏悔》（暂定名“绝对隐私电视电影系列”之一）拍摄现场，那是安顿第三天上戏，她演她自己。在那之前，她从来不知道做演员是怎么回事，连机位都不会走。她对导演李少红说：“我爱我采访过的那些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这些人始终都在我心里，而且都是以他们自己的状态。他们说的每件事、每个细节我都没忘。”“有的人去北极、南极探险，我觉得我也去到了人迹罕至的地方，我去了好多好多人的心里。”她看着一个人从她这里走出去时那种状态，等到那人再跟她联络，说又谈恋爱了，说结婚了，说有儿子了，整个人变得特别阳光，特别快乐，她都会特别有成就感。“你不能说是你挽救了他，但还是跟你有关的。”

　　我变得硬了

　　安顿从一开始就把这种采访定位成一种研究，面对消极元素的包围，她自视有能力从里面出来，但要说对她一点影响没有，的确不可能，至少在当时当刻避免不了。她会为那些人难受，会忧郁。之后，她要回来重建她自己的生活。

　　没有做这个工作之前，她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女性的立场，觉得女人应该得到更多的保护，但后来她明白了，不该那样的。“凭什么？因为你是女人，男人就该为你擦眼泪？那男人哭的时候呢？作为一个人，你的肩膀，你的手，你的力量，其实可以承担一切……”（彭小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