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批评

　　据报道，深圳积极探索监督、制约政府行政权的新机制，拟成立“社会性的监督委员会”。对此，《新京报》发表社论认为，这一制度虽好，但需要注意监督的成本，并建议让这样的委员会变为民间组织，减少监督成本。但我认为，这样的“社会性监督委员会”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这里就存在第一个问题，何为社会性？谁来决定社会性？如何产生社会性？如果是政府本身来决定人员配置，这能否保证监督的合理性？如果不由政府来决定人员配置，那么只能够通过选举产生代表，通过程序来决定社会性。这样看来，这个“社会性”的产生过程与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具有相同性，人大作为立法机关本身就是代表民意的，是社会性的体现。为什么不直接通过立法机关和人大代表对政府实现监督，而需要重新设立一个机构来对行政机关实现监督呢？显然，“社会性监督委员会”纯属多此一举。

　　退一步讲，即使“社会性监督委员会”是必要的，它本身也不能够真正地解决问题。按照社论的观点，“社会性监督委员会”要减少成本，变成真正的民间组织。虽然民间组织可以减少政府的监督成本，但是监督成本还是存在的，只不过转嫁给社会了。此外，有效监督政府的前提是拥有制约政府的权力，也就是说一种权力需要被另一种权力去约束，而民间组织是不掌握任何实质权力的，所以指望民间组织去约束，监督政府，这是不现实的。

　　很显然，“社会性监督委员会”要想发挥作用，只有通过政府本身来实施，这样一来，“社会性监督委员会”最终又转化成为一种内部性监督，而这事实上否定了其社会性。可以说，“社会性监督委员会”陷入了一种两难，减少成本，坚持社会性，不能够达到监督的目的；加强监督，发挥作用，不能够达到社会性的目的。

　　这样看来，与其舍本逐末，建立新的监督机构，还不如完善和加强人大对政府的监督，这才是根本、有效的监督途径。

　　李文钊（北京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