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航

　　近来，国际学界开始流行一个新概念：“北京共识”。舆论认为，“北京共识”作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模式，不仅适合于中国，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时值得效仿的榜样。中国的新理念正在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北京共识”为世界提供了新的道路，带来了新的希望。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崭新发展理念

　　正式提出“北京共识”概念的，是美国高盛公司资深咨询顾问乔舒亚·库珀·拉莫（中文名字叫雷默）。他在今年5月发表的论文《北京共识》中指出，“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

　　现年35岁的拉莫曾任美国《时代》杂志海外报道主编，最初研究的是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样一种特殊的学术背景，使得拉莫在研究中国的发展模式时，更多地是在对“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进行比较。

　　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这种基于西方视角的教条式规定，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巨额投资、援助等为交换条件，得以在拉美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推行开来，走的是一条向资本流动开放、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但是，“华盛顿共识”实质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设下的一个“全球化陷阱”，它要求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放弃对本国经济的监管权力，完全向西方资本敞开大门，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链条上被动的一环。拉莫认为，“华盛顿共识”与有关各国的管理不善及腐败统治混合之后，在10年内破坏了十几个经济体。而当年最无视西方压力的中国，却结合自己的国情，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风格。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根本的区别在于，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能保持独立自主。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大资料来源与商品市场的手段是抢夺对某一国家、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控制权。最初采取硬的一手，即直接使用武力推行殖民主义，侵占别国领土、资源。资本主义无法再以武力扩张后，只好采取软的一手，在全球化的幌子下，以巨额投资、经济援助来引诱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游戏规则行事，再以信息化的金融手段快进快出搞垮其经济，然后通过新一轮附加了更为苛刻条件的经济援助来控制其经济命脉。上世纪末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而发展中国家是否注意到保持独立自主，则直接影响到自身的发展后劲。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由于能够用同一种声音说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不得不在消除南北差距方面做出一些让步。中国的发展经验也证明，独立自主，依照国情制定相应的政策，而不是盲从于西方的某种“经典”理论，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卓有成效的发展道路。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一只“绿猫”

　　拉莫在其研究过程中注意到，上自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下至普通政府官员，近一年来的口头禅不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单纯增长，而是变成了“协调发展”，在GDP增长的同时还要注重环保，注重消除腐败现象，注重把增长模式转换成某种更可持续、更公开、更公平的方式。他在《北京共识》这篇论文中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观点，在中国影响深远，但是，现在中国政府的理念是猫的颜色确实也很重要，中国需要的是一只“绿猫”，即注重环境保护，提倡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自古就有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千百年来指导着中华民族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近年来，中国领导人考察本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逐步明确了不能重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而要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协调发展的理念。拉莫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把眼光超越了诸如人均GDP的衡量尺度，更多地集中于人民的生活质量，并把创新当作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这些，都足以保证中国能够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拉莫更多地关注了“北京共识”的模式内涵和相应举措，却没有进一步解释中国领导人强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出发点。实际上，这一基本出发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理念。“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相径庭的结果，跟有关国家执政党代表的是什么样阶层的利益，也有着直接的根本的关系。“和平崛起”在全世界产生涟漪效应

　　中国“和平崛起”，越来越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自然是拉莫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拉莫说，中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少依赖传统的武力投放工具，相反，而是以其震撼的榜样力量和幅员的宏大影响走在各国前头。中国的崛起正在通过向世界展示新的发展和力量原理来重塑国际秩序。“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

　　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建立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双边或多边磋商来共同应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挑战。这一政策理念源自中国人对世界形势的基本认识与判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的发展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地区局势紧张动荡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中国近年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加了诸如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10＋3”机制等40多个区域性安全与经济论坛组织，在维护地区稳定、加强反恐合作、促进自由贸易等方面都有可圈可点的举措。

　　无数事实可以充分证明，中国的崛起将是一种和平的崛起，一种注重与其他国家合作互利、实现共赢的崛起。拉莫对此也颇多感慨，将其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之路”，认为中国正在成为吸引其他国家的范式，正在全世界产生涟漪效应。有舆论认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实践必然会带动其他大国以和平的互利的方式振兴或是崛起，进而必然导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多极化、民主化，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活动空间必然越来越小。中国“和平崛起”，就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人类发展与进步作出的最大贡献。西方人仍然需要重新“发现”中国

　　回顾西方国家认识中国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山遥水远、语言迥异，西方国家更多看到的是中国的物质表象———远远超出他们想象的富庶或是贫穷，而很少触及中国的精神内质———中国人到底是怎样来认识世界的。因此，西方国家对中国总是存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中国穷，他们担心乱及自己；中国富，他们又担心危及自己。“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总在大行其道。拉莫在其论文中专门有一部分论述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其着眼点也是如何将中国纳入现有的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之中。

　　然而，许多西方学者却不很情愿设想另外一种模式———“中国机遇论”。事实上，这种模式正是活生生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每天都在上演。“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发展壮大起来也不称霸”，是中国政府反复宣示并一以贯之的对外政策，其思想植根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古语。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进口拉美和亚洲国家商品的大国，中国的增长支撑着全球钢材、石油和其他原料的市场。而这种共赢的理念可以倒溯回600年前，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运载的是金银珠宝、瓷器丝绸和友善，而其后几十年西方人进行“地理大发现”的船只装载的却是枪炮与贪婪。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人仍然需要重新“发现”中国，特别是“发现”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不断传承的独特经验。(解放军报2004年06月14日 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