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5月中旬以来，因为部分零售企业要求银行降低银行卡手续费率，深圳发生了一场“银商之争”。6月2日、3日，因谈判未果，40多家大型零售商集体停刷银行卡两天。6月11日，深圳银行业有关人士透露，对深圳刷卡商户按不同行业归属重新做出细分，部分商家的刷卡手续费将会降低。至此，这场争执出现了转机。

　　深圳银商之争引起国内同行业、新闻媒体和广大消费者广泛关注。如何理解这场争执的市场背景？如何廓清双方争执的焦点？如何破解手续费之争的难题？这场争执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围绕这些问题，记者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经济学教授查振祥进行了深入访谈。记者：因为0.5个百分点的刷卡费率，深圳银商之间爆发的争执引起如此广泛关注和争论，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这场看似偶然的争执，无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您对此如何理解？

　　查教授：深入认识这次深圳银行卡费率之争，离不开所处的经济环境和市场背景。使用银行卡消费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它对节约货币流通费用，保障资金安全，加快商品流通有重要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银行卡已经占主导地位，现金使用量低于10％。我国银行卡消费虽然起步较晚，但随着经济迅速发展，现在银行卡发行量已经达到5亿张，平均每两个半人一张，绝对量在世界上居于前列。商业领域是消费者使用银行卡的主要领域。这次深圳42家参加谈判的零售商，2003年的刷卡消费额46.69亿元，比上年增加了382％。银行卡消费上来了，但银商之间还没有形成与这种新的消费形态相适应的利益构造模式，必然要发生冲突。在发达国家，银行和商业围绕刷卡消费额已经形成了合适的利益分配比例，商家得到刷卡销售额的利润，银行得到刷卡手续费带来的利润，利润率是平均化的。

　　记者：我们不妨剖析一下这次银商争执的焦点。这次商家提出将其刷卡手续费率从原有的1％降低0.5个百分点，其理由是1％的费率难以承受。1％的费率对商家来说到底高不高？

　　查教授：目前人民银行对手续费的规定是，百货超市受理银行卡支付的费率为销售额的1％，饭店、宾馆为2－3％，境外卡为3.5－4％。这次争执中商家提出承受不了1％的银行卡手续费率，是我国商业经营体制改革后，商业准入门槛放宽，商业经营普遍化，带来商业利润率平均化的反映。目前零售商业按照销售额计算的利润率只有1－5个百分点，有些商业企业承受不了1％的银行卡手续费率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可是，在国外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其银行卡手续费率却大多高于1％，有的达到2－3％。与此相比，1％的费率的确不算高。这也是这次争执中银行方面提出的重要理由，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查教授：不能仅仅作这样简单的比较，还要看发达国家商业收益率。目前我国国内零售业整体利润偏低，2003年全国连锁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仅为0.92％，全国百强企业的平均毛利率也只有11％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0％左右的水平。所以，发达国家商业领域银行卡手续费率达到2－3％是正常的。如果将来我国商业收益率提高后，不排除银行卡手续费率也相应提高的可能性。

　　记者：但是银行方面提出目前的银行卡手续费率对他们也是赔本的，这又怎么看？

　　查教授：以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列出的账单为例：2003年此项收入为3290万元，扣除人事费用、固定资产折旧、呆账、营业税附加税等成本，最终还亏损744万元。因此，如果下调手续费率标准，一些银行必然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商家和银行，到底谁的理由更充分，这就要看商家和银行目前各是什么“成本”。刚才讲过，我国商业经营体制改革后，商业准入门槛放宽，商业经营普遍化，带来商业利润率平均化，目前的商业经营成本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成本，已经没有多大潜力可挖。而银行和电力、能源等部门目前还处在由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管理体制转型阶段，垄断局面还没有解除，经营成本还带有很多计划经济成分，有潜力可挖。就目前来说，不同的银行成本也不同，一刀切的费率也不科学。这次银行卡刷卡之争，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链条的改造从末端向上游逼近的体现。

　　记者：现在，深圳银行有关人士表示，拟按行业重新细分刷卡手续费率，这一结果也印证了您的判断。但我们假设一下，如果银行不作让步，会不会有商家把手续费率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我看到有媒体报道有些商家曾酝酿对消费者实行两种价格，即购买同一商品时刷卡价格高于使用现金价格，这种做法是否可取？

　　查教授：购买同一商品时刷卡价格高于使用现金价格，从法律上讲没有依据，实际上是明确要消费者承担刷卡手续费。这样会损害一部分消费者利益，损害商场信誉。同时，也会造成现金使用量增加，增加银行和商场的负担，各方都受影响。事实上，商家把银行卡手续费率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也有一定困难，因为商业已经是高度竞争性行业，一个商场刷卡价格高于使用现金价格，消费者可以去另一个商场购买。而且，对于这些需要使用银行卡购买的消费品，一般消费弹性都比较大，如果刷卡价格高于使用现金价格，会降低购买力。

　　记者：这一个月来的银商之争也曾出现过激化的时候，部分商场停刷银行卡无疑是一种过激行为。假如矛盾持续升级，势必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利益和银行卡产业的发展。您认为应如何避免这样的结果？

　　查教授：如果商场停止使用银行卡，将迫使大量的消费者增加现金提取规模，增加消费者购物困难。同时，商场也增加了业务风险，银行也会因现金使用量增加而加大现金提取与回笼工作量。所以，商场停止使用银行卡对消费者、银行和商场都不利，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双方以积极理性的态度协商解决纠纷才是正确的做法。

　　记者：这次银商之争向我们提出一个纠纷解决机制的问题。假如银商之间无法达成一致，无疑需要第三方力量介入。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你认为我们解决此类矛盾的机制有什么不足？怎样看待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在这次银商之争中的作用？

　　查教授：西方国家市场的作用很强，商业和银行都是市场化运作，可以通过行业协会进行沟通。目前我国某些领域计划经济的成分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权威机构。如果地方政府能够科学有效地解决此类矛盾，会为全国提供很好的经验。

　　记者：反思这次深圳银行卡刷卡争执，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查教授：这次深圳银行卡刷卡争执，我认为有三点启示：一、这是一场必然到来的争执，是改革进程中碰到的矛盾，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市场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呼唤。二、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行业分工细化和行业间联系日益紧密，不可避免会出现行业之间的不协调现象。对此，要建立行业之间的定期沟通、协商机制，对其中出现的矛盾及时解决，以防矛盾激化。三、出现任何行业纷争时，都要保证消费者利益不受影响。行业之间调整利益分配格局是行业之间的事情，不能损害到消费者利益，不能影响消费活动的正常进行。如果消费者利益受到影响，则不再是局部的问题。

　　作者:本报记者张忠亮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