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

　　我想，烤红薯的小孩有家长可供追究，以示我们要维护《义务教育法》的尊严，倘若像这两个小孩一样，不知家长在哪里，那我们就不必找谁来履行《义务教育法》的义务了，让他们继续在街上“自由卖艺”便罢。

　　未成年人问题，又“提上议事日程”了。我所在的城市，就正在预备着各级的会议，准备“贯彻中央加强未成年人教育的精神”。正在这个当口，两个街头“卖艺”儿童的新闻出现在武汉市的报纸上。

　　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带着一个4岁小女孩表演杂耍，女孩用嘴咬住男孩手中的铁架子，倒立悬空。男孩称女孩是他的妹妹，但高难度杂技动作，以及女孩身上的伤痕、眼里的泪花，使路人产生了怀疑。

　　于是有人报警，派出所警察来到现场带走了两个孩子，说“将对两个孩子妥善安置”。这是6月7日《武汉晨报》的报道。

　　第二天，《武汉晨报》追踪两个小孩的去向。两个孩子已经不在派出所里，派出所值班所长说，“我们也有难处”，过去可以将孩子收容，但是“现在没有这样的政策，就不好处理了”。问及两个孩子的下落，所长回答，“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他们去了哪里呢？有群众反映两个孩子又在街头卖艺。

　　从这个报道看，派出所是“讲政策”的，收容遣送制度没有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要求被救助者自己寻求救助，于是派出所对两个小孩就“不好处理”了。我想，人们总不至于认为这两个卖艺小孩不是流浪乞讨，而是在“合法劳动”吧。既然如此，难在何处呢？是的，救助办法要求被救助人自愿，但这两个卖艺小孩并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难道“妥善安置”的办法只能是让他们继续卖艺？

　　现在要重视未成年人教育的问题。这两个小孩虽然属于未成年人，卖艺是否不属于“教育”问题，所以也就不必特别重视？让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行，应该多多接受“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然而假如孩子流落到了街头，都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所有的教育意义又如何体现？固然，大多数孩子都是幸福的，但大多数幸福了，就可以忽略流浪街头的孩子，让他们卖艺去，这在“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民族传统美德”之中，又符合哪一条哪一款呢？

　　我看过不少报道，街头有未成年人拎着秤杆卖烤红薯，人们就说他们的父母实在是不该违反了国家的《义务教育法》，竟然不履行让孩子上学的义务。我想，烤红薯的小孩有家长可供追究，以示我们要维护《义务教育法》的尊严，倘若像这两个小孩一样，不知家长在哪里，那我们就不必找谁来履行《义务教育法》的义务了，让他们继续在街上“自由卖艺”便罢。

　　小时候，我听过太多“孤儿幸福成长”的故事，因为生在衣食有忧的农村，这种忆苦思甜的教诲很让人受落；现在，孤儿幸福成长的故事听得少多了，不时听到的是鼓励人们去领养孤儿。街头卖艺的孩子是不是孤儿还难判定，所以经过一番周折后，还是回到街头继续卖艺。又记起在看外国影片时，见过不少国家强制行使未成年人监护权的事情，如果父母不能很好地履行监护子女的责任，国家会将孩子强行带走进行监护和抚养。在那些地方，父母不能自由地对待孩子，孩子更不能“自由卖艺”。

　　在我们这里，没有“国家强制监护和抚养”的规矩，父母怎样教孩子，只是“教育方式问题”，与法律没有干系的，这是何等的“自由”。至于孩子，也自由得很，可以自由地上学，可以自由地接受爱这爱那的教育，也可以自由地不上学，乃至可以自由地卖烤红薯，和自由地街头卖艺。这难道仅仅是因为“经济还不发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