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清廷以后，北京城很快又变成了北洋军阀龙争虎斗的焦点。1916年袁世凯窃取帝位不成殒命，次年“张辫帅”（张勋）率辫子军入京，逼走总统黎元洪，把十二岁的溥仪请出来“重登大宝”，扮演了十几天复辟丑剧。1924年，另一个“张大帅”（张作霖）又拥兵三十万打进北京，自称“安国军总司令”。1926年，又冒出来一个“吴大帅”（吴佩孚）赶走冯玉祥所部，占据北京，不久却又被北伐军打垮。像这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事件大演出，都在电视剧《天下第一楼》中用福聚德饭庄所办的三次筵席串了起来。使我想起可以借用鲁迅的旧体诗名句“城头变幻大王旗”来形容，——假如我冒昧地把“城头”二字暂改为“筵中”的话。

　　“筵中变幻大王旗”的三次大关目和由它派生出的许多情节，贯穿了整个电视剧的始终。这里面有时代，有人物，有感情，有思想，有恩怨情仇悲欢离合。驱遣历史事件，构造剧情骨干，举重若轻，挥洒自如，游刃有余。看来好像是编剧何冀平、导演夏纲的灵感和巧思，其实更主要地是显现了他们丰厚的生活底子和出色的艺术才能。加上一批优秀演员如巍子、周莉、王姬、濮存昕等人严肃认真、恰到好处的再创作，就使得这个作品成了一部非常好看的电视剧，我以为它比同时期出现的国产电视剧都要高出一截。当然，它也有缺点，譬如全剧的大结局就是一大败笔。但幸而还没有影响到这部戏总体上的成功。

　　从《天下第一楼》的成功，我觉得可以引出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述《红楼梦》说：“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写实”是鲁迅在文学创作方面上谈得最多的命题。他认为：“取材要严，开掘要深。”“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原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他又说：“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这就是说，创作取材不能凭空乱编，所写的人物也不是子虚乌有，而是都有原型的，只是不同于原型。这种方法，鲁迅没有叫它“写实主义”，但我想也差不多了。

　　鲁迅所提倡的方法当然是很不“先锋”很不“前卫”的了，但是我以为很有用。以“天”剧而言，它也当得起“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八个大字。它植根于老北京的生活沃土之中，在高明的园丁培植下，长得鲜活水灵，给百姓大众以美的享受。剧中有许多出乎意料之外、在于情理之中的妙笔。三个“大帅”不一定都吃过福聚德饭庄的筵席，但他们确实都占据过北京，也就有吃过的可能性。大掌柜卢孟实不一定用黄土袋子充当面粉袋子，但既然东来顺的老老板就这么干过，他也可以学样的。修二先生卖了传家之宝，送给沦为洋车夫的克五爷四百两银子，还不断地抱拳作揖道：“还您从前的饭钱！”这是很奇特又很合理的，因为修二的祖上是贵族。玉雏儿喜欢卢孟实也喜欢瑞英，可是她一个也不肯嫁，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她冰雪聪明善于看人。瑞英和卢孟实最后的和解也很值得欣赏。全剧大结局中卢掌柜把自己应允过的喜事办成了丧事，这就出乎意料之外也不在情理之中，背离了写实的原则和人物的性格逻辑，因而成了败笔。

　　不管怎样，《天下第一楼》比起那些三角四角的言情剧、杀人如麻的警匪剧、口水多过茶的反腐剧之类，都要好得不可以道里计。在同期上映的电视剧中，只有韩国的《商道》差堪比拟。

　　艺术创作方法可以多到无穷，但我以为只有写实主义能够收到雅俗共赏的效果。中国人看戏喜欢有戏、有好的故事、有鲜活的性格、有意外的惊喜（也就是美国戏剧理论家威廉·阿契尔说的“戏剧是突变的艺术”）。恐怕别国人也一样。法国的电影受到“新浪潮”的影响，提倡“淡化故事”，把电影拍得跟散文一样，也许法国人喜欢？我看了几部都兴味索然。美国的制片商就不管那么多，他们甚至于实行“重价收购好故事”，为一个好故事的梗概可以付出10万美元以上的报酬。所以美国影片比较好看，而且特别能够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