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阳市的9名官员因广为人知的劣质奶粉案受到责任追究，其中副市长马明业、市工商局长周毅生、市卫生局副局长丁丽玲不单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大过处分，而且分别被责令辞职。（见《三湘都市报》6月10日报道）

　　被责令辞职者人数之众、职级之高，无疑是这起责任追究案件中的引人注目的特别之处。

　　责令辞职作为当前呼声日高的权力问责制中对责任官员的重要追究方式，如此集中地出现在公众面前，还是第一次。这种追究方式比起引咎辞职，追究力度更大。引咎辞职，是将责任归于自身而出于本人意愿辞去职务的行为，表现出辞职者的道义上的自罚精神和政治上的责任意识。责令辞职则是一种带有惩处意味的组织行为，并不因为其负有责任但没有引咎辞职而让其“稳坐钓鱼台”，也不管其本人情不情意，都必须遵照责令而辞职。同时，也没有对已经不适合担任现职的三位责任官员，因为已经给予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行政记大过处分而放其一马，保全官位。这都体现了党委和政府对负有责任的官员加以问责的主动性和严肃性，表明了毫不手软和一追到底的坚决态度。

　　权力和责任的对等原则决定了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负什么样的责任，不负责任的权力只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不作为。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正是权力问责制中的题中之义。责令辞职也正成为权力问责制中的一个重要支撑力量。其说明，有咎不辞者尽管可以将来自公众的愤怒声音置若罔闻，但还需面对责令辞职这样一个能让其威风扫地颜面尽失的强有力的组织措施。有一种普遍的官场心态，“笑骂任其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是引咎辞职难以在我国形成政治惯例的重要原因。而责令辞职恰好可以针对这种情况响亮地回答，对打破有咎不辞的观望者、恋栈者的固有心态有如当头一棒。也说明，不单是官员的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才会影响官位，而且由于不负责任的失职、渎职等行为同样有可能责令其黯然去职。当官不是一种待遇，掌权不是一种享受，权力运用不当就有可能被追究责任而丢官弃权。责令辞职使得权力问责制的实施呈现出有责可问，有责必问的良性特征，使得权力是一种责任，权力越大，责任越重，任何不负责的权力只能让其失去权力的谛义在现实中得到践行。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阜阳市被责令辞职的官员中不包括副市长杜长平。这位杜长平因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放言“不会辞职”而受到舆论的多方诘难。按理说，对于这样一位不愿辞职的官员责令辞职更是对舆论的有力回应，但杜长平仅受到行政记过的轻微处分。我相信安徽省的纪检监察机关对这个处分是认真而严肃的。杜长平担任副市长到劣质奶粉案发仅半年时间（见《中国青年报》6月10日），这在客观上说，其身负的责任程度还不足以责令其辞职。分清责任的轻重，这是责令辞职的重要基础。不能夸大其所负责任轻易地责令辞职了事，也不能缩小甚至包庇所负责任该责令辞职而不责令。只有这样，才能使责令辞职这柄达摩利斯剑在权力问责制中发挥出公平和公正的光芒。(稿源：红网)(作者：曾市南)(编辑：徐志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