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毛飞

　　国家社科规划“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的专家们经过长达5年的研究，为中国现阶段的反腐败工作提出了一个据说“跳出了反腐常规思路”的“突破性”思路：设立一个全国退赃的公开账号。专家们建议：对于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并如数退赃者，“无论职级高低和问题大小，无论问题将来是否暴露，一律不给任何处分，一切待遇不变。”（据6月15日《广州日报》报道）

　　专家们自以为这回“跳出反腐常规”，创造出了前所未见的新对策。其实，“设立全国退赃账号”不过是前两年流行一时的“廉政账户”的翻版。

　　首先，这种反腐策略“降低”了腐败成本。与“廉政账户”制度相比，不管腐败行为如何恶劣，不管违法情节如何严重，更不论社会公益承受了怎样的损失，只要将赃款按时存进了“退赃账号”，贪赃受贿者就可以把自己“漂白”得干干净净。“设立全国退赃账号”将腐败官员们置于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绝佳境地。事实证明，反腐败的根本就在于增加腐败成本，而任何降低腐败成本的政策行为都无法遏止腐败泛滥的势头———早在2002年，福建就毅然全部撤销了与“退赃账号”异曲同工的“廉政账户”，原因恰恰在此。

　　更为重要的是，专家们“设立全国退赃账号”的政策构想与法治精神不太一致。关于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犯罪行为，我国的刑法早已有明文规定，至于如何量刑、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免除对腐败官员的处罚，也应当由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予以具体规定；专家们“设立全国退赃账号”的政策建议却很难找到有力的法律依据与法理支持。再深究一步，“设立全国退赃账号”的政策建议遵循的基本政策逻辑是“以官员内在道德抵御腐败”，这样的政策逻辑假定人性本善，笃信依靠官员道德自省与道德自律就足以抵御腐败；然而，法治精神假定人性本恶，强调以刚性的外部制度设计约束官员的权力行为，坚信法制建设才可能遏止腐败行为。在我看来，“廉政账户”也好、“设立全国退赃账号”也罢，对于当下的中国反腐败斗争，如此的政策措施非但无鼓劲之效，反而有“泄气”的作用。

　　《江南时报》 (2004年06月16日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