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6月15日报道，鞍山市委、市政府正式实施“诚信立市”，他们把诚信建设目标、任务分解到各部门和承办人，以政务诚信建设为龙头，商务诚信建设为关键，社会诚信建设为基础，每年确定一个打造城市诚信品牌主题，先后实施了软环境建设“五大绿色行动”、“经济环境集中整治行动”、“环境建设年活动”。

　　诚信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广泛的共识。经济学家认为信任是社会繁荣的基础，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信任经济；法学家认为信誉机制是法律得以建立和实施的基础；政治学家认为公民美德是市民社会的基础。

　　应该说，在一个小团体内部，由于团体成员相互熟悉和了解，人员较为固定，一般而言，可以通过人际互惠机制鼓励人们遵守诚信。这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相互依存的关联团体内部，信守承诺是理性效用最大化者的最优选择，因而建立诚信制度也十分容易。

　　不过，随着团体规模逐渐扩大，或者外部团体的入侵，团体的相互依存性越来越少，团体成员的流动性和匿名性越来越大，小团体的诚信制度可能被彻底摧毁。

　　这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社会依存性较弱的开放性社会，作为理性效用最大化者，违背承诺较之于信守承诺将获得更多的利益，因而建立诚信制度也十分困难。

　　因为，讲诚信是一种公共产品，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讲不讲诚信对整个社会无足轻重，并不具有显著性，相反他们可以通过不讲诚信获得违反“规范”的额外利益，在缺乏制裁和惩罚机制的条件下，理性效用最大化者当然会选择不讲信用。

　　这样的背景之下，鞍山市政府提出“诚信鞍山”，通过政府讲诚信，来带动整个社会讲诚信，注重把“诚信意识”转化为“诚信行动”，吸引全民参与，显得尤其可贵。

　　鞍山市政府将讲诚信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建设，这样可以避免各个领域之间的“讲诚信”和“不讲诚信”之间的博弈，也就是说不可能出现“劣币趋良币”现象，更不可能出现成长“潜规则”入侵学校的诚信规则。

　　鞍山市政府作为一个行政机关，可以对不讲诚信者实施制裁，这事实上解决了流动性和匿名性的社会中的监督和制裁问题。一个人一旦选择不讲信用，可能受到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惩罚，作为理性效用最大化者，他当然会选择讲诚信，这也是他的最优选择。

　　不过，鞍山市政府在解决了流动性和匿名性的社会中制裁和监督难题的同时，由于制裁和监督本身是一个公共产品，监督和制裁者本身也存在私人利益。那么政府官员可能为了私人利益而违反诚信规则，偏离规范，此时，公共利益将受到侵蚀。这样看来，诚信社会能否建立，关键是我们能否设计出一些机制，使作为理性效用最大化者的政府官员也选择讲诚信，诚信也成为其最优选择，此时，诚信社会也才是稳定的。

　　这必然形成一种悖论：一方面，整个社会需要讲诚信，就需要建立专门的制裁和监督机制；另一方面，一旦制裁和监督机构建立，本身可能不讲诚信，成为诚信的破坏者。虽然如此，鞍山市政府对此进行了部分探讨，如实施“依法行政实践诚信”教育活动，试图解决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等。然而，为了让政府官员讲诚信，试图通过诚信教育来实施，这本身是一种两难选择。而要走出“诚信悖论”的困境，需要在诚信之外寻找新的力量。

　　李文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