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就像北京的天气一样，刚刚还在防寒，忽然间就要抗热。

　　其实货币当局早在去年就发现了商业银行信用超常扩张的迹象。去年6月，央行出台了规范房地产信贷的121号文件。同年9月，又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冻结商业银行资金1500亿。今年，央行又实施再贷款浮息制度，发行4000多亿的央行票据，并且罕见地再度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除了加息和调整汇率，央行已没有更多的调节工具可用。

　　然而，尚属温和的货币政策似乎完全无效，今年头两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53%。

　　眼下，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为了实现“软着陆”，逐渐施展出“硬手段”，行政干预和控制的范围从3月份的“原则上不再审批”钢铁、电解铝、水泥项目，进而到4月底的“全面清理”所有在建、拟建项目和“坚决制止”9大行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再到5月份财政部长宣布采用“中性财政政策”，取代“积极财政政策”。

　　行政手段终究强过了货币手段，但行政干预的若干消极后果，又如何去应对呢？是交由市场去慢慢消化呢，还是继续动用行政资源去强力解决呢？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界争论了几百年的老问题，而中国的问题不是市场“失灵”了，而是市场的力量仍然过于弱小。

　　一方面，作为投资主体的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出于对更强烈的行政干预的预期，往往不仅不理会货币政策发出的信号，反而在“理性预期”之下，赶着“大干快上”、“将生米煮成熟饭”，故意让宏观调控左右为难，今年一季度的情形就是例证。另一方面，宏观调控的行政手段尽管设计得细致周密，也难免不造成“一刀切”，因为如果不这样，就还有空子可钻，调控政策就可能遭到扭曲。

　　哈耶克说，市场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它能够让企业逐渐发现真实的市场，从而调整和改正自己的投资和生产行为。如果投资者非要投资于没有价值的行业、商业银行非要将贷款投向还贷能力可疑的项目，那么，问题的根子显然不在于市场失灵，而在于政府和国有银行强烈的非市场、反市场倾向，在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操纵了局部市场，在于商业银行还不是真正的商业银行。

　　所以，宏观调控的真正对象，应该是地方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由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向钢铁行业或水泥企业下手，莫如直接就向政府职能转换出手、向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出手！这里不仅有一个治标与治本的长期效果问题，也有一个价值取向方面的原则问题：维护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权，维护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这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不应该因一时一地的“过热”或“过冷”而舍弃。如果违法审批项目和违规发放贷款的是政府和银行，最后承担主要损失的却是企业、行业和市场，这是不公正的。

　　因此，笔者认为，最需要宏观调控的事情是：第一、必须让地方政府不再专注于跑项目、上项目、搞政绩、树形象。政府应该尽早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以向所有人、所有企业提供公平、平等的公共服务为己任，慎用优惠政策，最好剥夺地方政府以公共资源扶持个别赢利性项目或个别赢利性企事业的权力；第二、进一步完善国企改革，完善土地征管体制。在集体土地使用权的交易中，各级政府无权替农民卖地，要让拥有承包利益的农民成为真正的交易方，政府站在法律的立场上去平衡交易双方的利益。政府亦应以内部分权的方式，在国有土地的交易和国企的经营管理中，严格区分其作为出资人或权利代表人的商业责任和其作为政府的行政管理责任；第三、让国有商业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

　　(香港《凤凰周刊》专供本报，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