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李坚

　　据6月16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到今年10月份，广州能戴“大盖帽”的部门将可能从现在的31个降至13个，但大部分被摘帽的部门表示，没了“大盖帽”，执法将遭遇一些现在没有碰到的困难。市城管支队有关人士表示，目前广州城管担负着市政府和各职能部门授权及委托的职能共106项，代表的是政府形象，如果取消制服，可能会对今后的执法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政府职能部门的服务与执法其实跟制服的相关性不大，只要记住自己的职责，就能够做好本职工作。但是，由于“大盖帽”在一些人心目中，尤其是在一些行政管理者心中，有着某种符号的象征意义，于是一些行政管理部门根本不愿意摘掉自己头上的“大盖帽”。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司法人员是着便装的，尽管是统一颜色的，但法律符号却不明显，因此之后的司法人员统一着“大盖帽”装，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极其缺乏法治传统和法治资源的社会走向法治是具有一定意义的，至少，它以其鲜明的符号强调了法律对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从而在我国社会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了虽然极其简单、粗糙但却非常具体、实在且感性十足的法治启蒙。

　　但是，“大盖帽”在司法中的法律符号，也极其鲜明地体现出一种军事思维属性和战争逻辑。因为“大盖帽”式司法人员制服与军警制服极为相似，或许这种情况与我国建国后对司法机关的功能定位与价值期待直接相关，因为当时在人们的思想中，一直非常坚定地把司法机关正式界定为准军事性质的“专政机关”，其主要职能在于通过惩办一切犯罪分子来维护国家政权和制度，并且过分夸大了司法机关的刑事惩诫职能，从这一点来说，行政执法机关“大盖帽”情结有其历史溯源。但是，现代社会法治的根本主旨在于尊重并充分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惩诫仅是司法职能的一小部分，法治需要一个稳定有序的和平环境，法治的生成与发展需要的是和平的平民思维与生活逻辑，而“大盖帽”情节本身就有一种统治思想的情结，为此，现阶段，“大盖帽”情节已失去其可以依托的缘由。

　　可是由于“大盖帽”毕竟曾在人们的心目中代表着权力和威严。而一些行政执法部门由于不能象军队、警察那样通过合法拥有、使用武器对人们产生威慑，于是便祈望借用人们对“大盖帽”的敬畏心理，通过制服的包装，使人们在戴着“大盖帽”的行政管理人员面前稍微气短以至恐惧，甚至有理也先矮三分，无理的更不用说。也正是鉴于此，有些行政部门根本不愿意摘去“大盖帽”。

　　其实法院、检察院系统在2000年更换制服时，已经用西服式制服替代了以往的大檐帽、肩章、领花等具有军事化色彩的服饰，已经相对体现了亲民意识，淡化了司法系统的军事色彩。可是其他的非司法行政部门反而却无动于衷，在行政机关转变职能、将过去那种专政式工作转变为服务式工作的今天，依然渴望“大盖帽”不被摘去，以显示十足的霸气。

　　因此，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不仅要摘掉一些行政执法部门头上的“大盖帽”，而且还要彻底根除他们心中的“大盖帽”情节。否则，即使摘去了头上的“大盖帽”，恐怕也难以从根本上束缚某些行政执法人员的特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