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新京报》报道了北京市政协常委会获得的一份“对乞讨人员加强管理救助的调研报告”，调研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把乞讨当成‘发家致富的有效手段’的职业化乞讨人员”，笔者认为，这种“发家致富”的职业化乞讨人员的提法，与此前一些地方有记者“卧底”探出的“乞丐高收入论”一样，都是社会强势人群制造的有害舆论。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一旦通过媒体成为公众的普遍认识，将大大削弱社会对弱势人群的同情心，而对弱者的同情和救助是健康、文明的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良知。

　　谁说乞讨可怜？在北京的调查报告中，在一些记者的“卧底”爆料中，乞丐俨然成了一种出小力、甚至不劳而获就得大钱的挺不错的“淘金行当”。我认为，这对乞丐是一种可怕的“捧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试问，既然做乞丐如此好赚钱，那么其他的人为什么不通过乞讨“致富”，不把乞讨当做一种职业？

　　如果不是被生活窘困所迫，那些正是上学年龄的六七岁卖花女，那些本该含饴弄孙的白发苍苍的老人，那些应该得到救助的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会在寒风凄雨和人们的白眼甚至蔑视中，接受别人的施与吗？就算他们一天下来比在农田中多收了“三五斗”，有什么不可呢？依照普通人日常观察和理性推理：“发家致富”的乞丐事情即使属实，也只是乞丐群体中少见的情况或极其罕见的个案；着眼于整体，这种未必全面、准确的舆论渲染，将无疑会弱化公众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

　　现代社会的发展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包括乞丐在内的所有人有尊严地生活，而同情救助弱者正是对他们尊严的最好维护。随着收容遣送办法的修改，街头乞丐不再被遣送，这本是一种社会文明巨大的进步。但“发家致富论”、“乞丐高收入论”等对乞丐的“捧杀”，却可能会让这种文明进步走向歧途，它实际上是遣送传统思维的翻版，不同的是把这种对弱势群体的冷漠建立在心里。

　　任何社会制度和时代都无法避免个体灾难的偶然性发生，对弱者的同情和帮助也因此成为一种基于人类道德文明意识的普世性行为；但无论是传统上的中国家族制度，还是国家包办的慈善的事业，在现代流动化社会中都无法完全解决弱者的生计和困难。禁止乞讨无疑只是对问题的一种掩盖，甚至是对弱者生存权的残忍剥夺。而怎样处置城市乞丐问题，如何在尊重乞丐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消解他们对市容市貌、社会秩序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正成为横亘在公众和政府部门面前的一个无法躲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做法，将是反映这个时代文明程度的一面镜子。

　　李万刚（北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