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广州华侨房屋有限公司与《中国改革》杂志名誉权纠纷案开审。此前的2003年7月，《中国改革》刊发了一组关注国企改制的报道，其中一篇对广州华侨房屋改制进行了个案研究。这篇调查报道引起了华侨房屋的不满，并向法院提起诉讼。

　　《中国改革》对于所报道的事实颇为自信，其消息源来自华侨房屋内部职工的举报。但问题在于，该不该让“线人”们走上法庭，与对方公开质证。《瞭望东方周刊》就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对于《中国改革》来说，要么败诉，要么把“线人”供出来，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对于敏锐的传媒来说，对本案的关注其实也在关注他们自身。显然，《中国改革》今天所遭遇的处境，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还会为另一家媒体所遭遇。

　　对媒体而言，保护秘密消息来源已是这个行当几百年来的传统。在保守的英伦，沿袭已久的《新闻界行为准则》第17条就规定，“新闻工作者在道德上有保护秘密消息来源的义务。”但这样的“准则”也暴露了媒体的尴尬和无奈———直至现在，在许多国家，媒体保护“线人”还仅仅是道德上的义务，而并非法律上的责任。

　　从法律上考量，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应当配合法庭查明事实真相，这是一般原则。基于某种职业或伦理上的特殊要求，比如为维护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医生与患者之间、牧师与教徒之间或夫妻父子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则证人可拒绝作证。这种“证人免于作证特权”正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且其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当然，其中也有新闻界和法学界的不懈努力。

　　划时代的判决发生在2002年12月11日，海牙国际法院上诉法庭5名法官一致作出裁决，判定已退休的《华盛顿邮报》战地记者乔纳森。兰德尔有权拒绝“被迫作证”。法官们在判决书中分析说，“如果战地记者被确认为潜在的证人，它将造成两大后果：首先，他们的新闻采访工作将遇到阻碍，因为被采访对象可能不再对他们坦诚相见，他们还可能因此被拒绝进入冲突地区。其次，战地记者因此由侵犯人权行为的见证者变成受袭击对象，他们的生命将面临危险。”这一判决被普遍解读为“记者有权拒绝出庭作证”，得到了国际法的确认。

　　媒体应如何保护其特殊的消息来源，在中国同样引起了新闻界和法学界的关注。从“证人免于作证特权”的原理分析，如果媒体不能有效保护其秘密消息来源，那么将逐渐不会再有人愿意向传媒讲真话，进而产生的恶果将是，不但记者的采访权会因此而受到限制，公众的知情权也当然会受到损害，舆论监督的力量必将无从发挥。

　　以法律实务的视角考量，尽管这些分析有助于厘清法官的思路，但回到中国的法律现实中来，毕竟，法官们仍需要有足够且较明确的法律规定来支撑其裁判的理由。也许我们应当注意于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8条，“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保密的证据，不得在开庭时公开质证”。依此条之规定，如果我们将媒体的特殊消息来源视为其赖以生存的“商业秘密”———在开放的传媒业中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既存的事实。那么，《中国改革》完全可以以该消息来源涉及“商业秘密”为由向庭上申请不予公开质证。当然，《中国改革》可以也应当配合法庭查明事实真相，让庭上知道其文章内容确有真实且可行的消息来源。这又需要法官在能够判断事实真相的前提下同样应恪守保密的义务———包括对原告的保密。

　　当一个案件没有先例可循，它更依赖于法官的智慧和学识。基于消息源的保护正在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我们愈加期待一个有先验意义的判决能够诞生于本案之中，诞生于理论与现实之间。

　　本报特约评论员王琳（海南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