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指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握住了机遇，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弄潮儿；而丧失了机遇，原本强盛的国家和民族也会不进则退，成为时代发展的落伍者。”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那么，如何理解和应对这个关键时期呢？

　　从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方面理解，关键时期就是在经济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力争在未来十几年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从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时期。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解决社会矛盾、实现协调发展都是纸上谈兵。因此，应对关键时期，首要的是努力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态势。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从中长期看，比较严峻的制约因素主要是资源、生态环境和人口压力，还有城乡差距扩大等。从短期来看，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投资规模偏大，能源、运输、部分原材料供应紧张等新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短期经济增长会大起大落，中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也会大打折扣。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把握机遇，赢得主动，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关键是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适时适度的宏观调控处理好短期问题，通过“五个统筹”解决中长期矛盾。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方面，应当进一步转变片面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坚持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统筹兼顾；另一方面，更需要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和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解决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问题，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构建可靠的体制保障。

　　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方面理解，关键时期就是顺应经济社会结构变动趋势，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平稳度过双重转型的时期。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双重转型时期。伴随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的发展，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动更加剧烈。一是居民消费结构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人们改善居住、出行和交往条件的需求非常强烈，正创造出新的消费热点和巨大的市场空间。二是我国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一方面，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加快，重化工业投资需求巨大；另一方面，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上升，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三是社会结构正处于剧烈的变迁时期，可以概括为由计划经济时期以户口、职业、单位来界定人的身份的等级制、封闭式的社会结构，转向以能力、知识、贡献衡量人的价值的平权化、开放式的社会结构。

　　这些深刻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对发展既产生了很多积极影响，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改革实践上，经济社会结构的这些变动反映了改革所激发出的经济活力和社会进步成果；与此同时，结构变动引发的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和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化，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在改革中更加注重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推进各项改革，“努力实现宏观经济改革和微观经济改革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协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这“四个协调”是实现“五个统筹”的前提和基础，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在意识形态上，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为理论创新提出了许多崭新的研究课题，激发了专家学者关注社会现实、积极探索解决途径的热情，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在这一阶段，社会舆论也空前活跃，人民群众的社会参与意识日益增强。这种积极的变化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挑战，就是如何既保持思想活跃所带来的创造力，又凝聚人心，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共同奋斗。

　　从适应外部环境、趋利避害方面理解，关键时期就是在国际环境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努力化解外部环境中的各种风险，从而为国内发展争取长时间和平环境的时期。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能否化解，这是关乎我国未来能否持续发展的一个极其关键的要素。国际上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可分为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当前，我国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世界经济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产生的冲击将越来越多、越来越直接。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完善应对措施，既要扩大开放，又要把握好开放节奏，提升国内产业竞争力，维护好经济安全。而非经济的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等因素对国内发展的影响，可能更为巨大。我们应当做好各方面的应对工作，紧紧抓住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力争有所作为。

　　《人民日报》 (2004年06月17日 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