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和问题。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不稳定因素在增加。导致不稳定因素增加的矛盾和问题，有的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遇到的，有的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带来的。正确认识这些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关键时期把握机遇、赢得主动、加快发展。

　　关键时期不稳定因素的增加，是同现代化的特定阶段相联系的。“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带来不稳定。”传统社会是稳定的，进入高度现代化以后也是稳定的，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社会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时期，经济社会充满深刻的富有活力的变革，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失业增多、经济波动等等。对于这些矛盾和问题，处理得好，就能顺利地走向现代化；处理不好，就可能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激化，甚至出现动荡。

　　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时间有先有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搞现代化，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不尽相同。当前，发展中国家在齐头并进搞工业化、现代化，它们遇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不仅英、法、美这些先发国家，而且德、日、俄这些后发国家都没有遇到过。发展中国家遇到的这些矛盾和问题，与迟发展效应中的负面效应有关。有学者把它们概括为五条：一是双重发展效应。国内在迅速变化，世界也在迅速变化。发展中国家不仅要追赶发达工业国早已达到的历史目标，还要适应发达国家当前的发展趋势。国际国内两大系统同时变化所带来的矛盾和冲击，是先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遇到的。而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造成的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等严重后果，发展中国家都得分担。二是同步效应。在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早期阶段，非工业化世界充当了工业化世界的外部调节器。这就使早期工业国比较容易解决发展所引起的矛盾和问题，或转嫁危机。现在，数以百计的发展中国家，在自然资源和社会结构相似的条件下，齐头并进地推进工业化，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危机无处转嫁。三是高速效应。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发展中国家试图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去，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和危机，就会以更剧烈的方式表现出来。速度过快，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震荡、矛盾就会激增。四是超前效应。先发国家搞现代化，其物质文化的增进、制度和文化的适应性变革是循序渐进、逐步改善的。迟发国家的公众往往急切期望仿效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等，而这种期望往往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五是人口效应。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就业、社会保障等诸多社会问题，现代生产方式更加难以建立起来。

　　这些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我国又有特殊的国情，十几亿人口，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又造成了严重滞后的城镇化、巨大的城乡差距、大量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等。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双重转型的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带来矛盾和问题的增加，是十分自然的。

　　这些矛盾和问题意味着什么？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的标志，是新事物产生的阵痛。这类矛盾和问题很难完全避开，但它们表现的程度、范围和持续的时间在各国是不同的。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然要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应对得好与坏，结果会有根本的不同。

　　如何去应对它们？既然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同改革和发展相伴而生的，那么就只能带着问题和矛盾去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逐步解决它们。在此，我想从经济以外提几点看法。首先，要有危机意识。在应对关键时期的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危机意识是大不一样的。有矛盾、有问题、有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它们面前麻木不仁。只有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才能敏锐地发现问题，及时地解决问题。其次，在构造国家意识形态方面应该下更大的功夫。在这样一个既有加快发展的巨大机遇，又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时期，只有增强凝聚力，全体人民和衷共济，才能应对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这就要求国家意识形态能有效地凝聚人心，要求构建国家意识形态的机制更加健全。第三，使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我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改革快了会出问题，改革慢了也会出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改革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制等还很不完善，这是市场经济秩序混乱、腐败蔓延、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的一个根本原因。在关键时期，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人民日报》 (2004年06月17日 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