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学

　　王宁

　　在传统中国，夫妻之间在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中进行了明确的分工，男子从事需要较多体力的生产劳动，女子从事不需要太多体力的家务劳动。这种分工，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男主外，女主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就写道：“男女分工虽则并不一定根据他们的生理上的特质，有时却可以分得很严，甚至于互不侵犯。我们乡下就有一种谚语说：‘男做女工，一世无功’。分工的用处并不只视为经济上的利益，而时常用以表示社会的尊卑，甚至还带一些宗教的意味。就是那些不必要特别训练的工作，好像扫地、生火、洗衣、煮菜，若是社会上认为是男人不该动手的，没有人替他们做时，他们甚至会认为挨饿倒可以，要他们操作却不成。”这种情况在建国以后有很大改变，但是，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并没有消失，相反，这种分工在农村和某些内地地区依然还很严格。

　　可以说，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现象。它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氏族社会。“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食物和衣服——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恩格斯)。“男主外，女主内”，便成为一种历史最为悠久的自然分工。

　　之所以采取这种分工，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的观点，是源于男女双方各自的比较优势，男子在劳动强度大的领域有比较优势，而女子在家庭部门较之男子有比较优势。但是，这种理论只能解释传统社会的性别分工，而不能解释后工业社会中的性别分工。很显然，这种生理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很难对今天依然存在的男女两性在家务劳动负担上的不平等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可以说，家务劳动负担女性化，是一种由男权主导的性别体制的产物。在这种性别体制中，男性和女性分别被赋予不同的社会角色。男性的角色被看作是“工具性”、“理性”或“公共性”的，应当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其角色履行的好坏必须通过家庭以外的事业和业绩来证明。而女性的角色被看作是“情感性”、“感性”或“私人性”的，应该承当“相夫教子”的义务，其角色的履行应该通过家庭内部的和谐美满来体现。我们不清楚这种性别角色和性别体制的绝对起点，但是我们却知道它构成一种支配今天的性别秩序的传统。在这种性别秩序中，性别角色并非完全根据生理特点来划分，而是加进了很多社会的内容。如果说，性别特征是生理性的，那么，性别角色则是社会性的，是社会根据男女两性的生理－心理差异所进行的社会建构。

　　这种性别秩序不但存在于家庭内部，而且也从家庭延伸到社会领域。随着妇女走出家门，走上工作岗位，她们所从事的职业，依然受到传统的性别秩序的影响。例如，老板往往是由男人承担的，而秘书大多都是女性。幼儿园和小学的教师主要是女性，因为教育的对象是孩子，而大学教授中男性居多，因为教育的对象已经是成人。护士往往是由女性来做的，因为她们要扮演“关爱”和“看护”的角色，而外科医生更多是男性，因为他们要对病人主刀动手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那些做了“本应该”由男性来做的职业或职务的女性，则被人们当作“女强人”、“铁娘子”，以显示其“珍稀”。

　　尽管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使妇女提高了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但它并没有彻底消除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解放以后，中国城镇妇女的职业参与率和经济收入的提高，的确大大改善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由于男子不再是经济来源的惟一提供者，他们分担了部分家务劳动。根据王琪延1997年的调查研究报告，我国城市家庭用于家务劳动的日平均时间为2小时20分钟，其中女性居民为2小时51分钟，男性居民为1小时51分钟，女性仍然要比男性多从事1小时的家务劳动，反映了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依然存在，妇女承担了职业和大部分家务的双重压力。

　　但是，该调查同样显示，跟过去相比，男女双方在家务劳动时间上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调查，1982年，女性居民的日平均家务劳动时间比男性多1小时29分钟；1986年，这一差距缩小为1小时13分钟，到1997年则缩小为1小时(王琪延)。不仅如此，与欧美和日本男性相比，中国男性居民的家务劳动协作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可见，在家务劳动的分摊上，欧美和日本的男子比中国的男子还要“大男人主义”。然而，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尤其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状况还存在很大差异。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消费者研究工作室教授、博导，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博士